“反贪硕士班”毕业照。
何家弘是位作家，曾有海外研究者将他与《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还拥有另一个身份，法学家。
3年多前，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正在改写自己的第四部小说，他试图在文学世界里建造一个“乌托邦”一座从腐败走向清廉的虚拟城市。也就在那时，他开创了人大首届“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试图也在课堂上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这个班后来被坊间热炒为“反贪硕士班”。在开学典礼上，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与这个班的学生约法三章：第一，在校期间，学生一律不得给老师送礼，逢年过节发个短信就行；第二，学生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吃饭，但学生不能请客；第三，这个班的学生要在校园里做表率。
这些规条一直被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今年6月，流行谢师宴的毕业季，已经找到工作的学生们想请老师坐坐，聊表心意。学生李屾记得，因为担心平时邀请老师会显得唐突，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周末。
而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绝自己的学生：“你们还没离校，咱们定的规矩要守到最后一刻。”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在为期3年的学习时间里，24名经过选拔的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可以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像法医一样”练习提取固定指纹；可以在一个带有全程录像和单向玻璃的询问室里学会使用测谎仪；还可以随时拨通自己课外导师的电话8名来自最高检、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高级官员将成为学生的课外导师，而导师组组长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
“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班当做一个符号来解读。”何家弘告诉记者，从成立开始，外界给这个班“赋予了很多意义”。它不仅被冠以“反贪硕士班”的响亮称号，甚至还被视为“国家反腐的信号”。被追访最多的时候，他曾经被迫关机，结果又开始有人传他“人间蒸发”。迫不得已，他只好写了篇叫做《关于“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的自白》的文章发到网上。
一位接受采访的“反贪硕士班”毕业生记得，何家弘曾经和他们开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我们这个班就是沾了贪污腐败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它本质上只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我们从来就没指望靠这个班去完成中国反腐。”何家弘告诉记者，其实就连被外界解读最多的“与最高检合作办学”，也不过是一场巧合。
2006年，中国有3名法学家进入最高检挂职，何家弘被任命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正是在挂职期间，他认识了时任渎职侵权厅厅长、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2010年，正是陈连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合作办学方案才最终敲定。“与最高检合作办学本意就是教学改革，说老实话，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分配。”何家弘说。
事实上，在发起这个教学改革项目之前，何家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里。他曾高频度地“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意见”，并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始实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这一度被这位文字优雅的法学家称为“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
“后来发现说来说去只是说说而已，有一点灰心，从我个人来讲，觉得算了，别老到处乱说了，还是回学校老老实实教书吧。”何家弘回忆起自己创办“反贪硕士班”时的心境，他觉得，既然大环境管不了，起码“要让这个班里的正气压倒邪气”。
何家弘记得，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班”，一个学生讲，“家里打过官司，觉得在公检法系统没有熟人很吃亏，所以很希望能进到这个专业来，以后到检察院去”。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感到有点难过，后来，他给了这名考生比较低的分数。
事实上，从“反贪硕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种制度建设。
班长李传文记得，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除了何家弘与学生们“约法三章”，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特意强调，“反贪硕士班”的学生绝对不允许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替别人说情，否则将会被开除出院。而那场开班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则是由该班新生抽签选择自己的导师，在何家弘看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为了让“反贪硕士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班徽并在公共场合佩戴。李传文记得，当时的候选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反贪硕士班”，也有人提议应该用“显微镜”，而最终出炉的班徽则是一枚镶有金边的红色盾牌，上面有一个“侦”字，下面刻着“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的字样。
很快，“反贪硕士班”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
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从进入“反贪硕士班”开始，本科毕业于人大新闻学院的吕凡就有种成了新闻人物的感觉。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她和她的同学：“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班吗？”还常有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你们班到底开什么课啊？”就连找工作资格复审的时候，都有几个同学曾被面试官问道：“哎，你就是那个‘反贪硕士’班的啊？”
事实上，相比于“中国如何反腐败”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们在学习中更多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专业的反贪技术上。他们既要练习拿着刷子提取固定指纹；也要学会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时不时地，他们还要与隔壁班的同学来场真刀真枪的电子取证对抗：对手要将账号或者关键证据藏在电子设备里，“反贪硕士班”则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被隐藏或被格式化的数据。
“目前来看还是赢的多，我们毕竟是系统学习过的，贪官的电脑水平总是要差一些。”该班班主任、副教授刘品新说。
他还透露，像电子取证这样的专业化技术在去基层交流时往往很受欢迎，“他们还去给一线检察官上过课”。
“从这里面你能看出大势来，都意识到要从重口供向重科学转型，刑诉法修改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这就指明了方向。”刘品新将课堂内的改革与中国法治进程勾连起来解释，“法律已经提出了转型要求，实务就要更加努力，当侦查能力提高到足够科学和专业，未来不排除规定沉默权。”
在采访中，班徽的设计者李鹏鹏告诉记者，在三年的学习中，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记得特别清楚：“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事实上，除了课程本身的特点，社会对于“反贪硕士班”的好奇与关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反贪硕士的官员导师有关。
一篇由“反贪硕士班”学生撰写的校园新闻里曾提及几堂课的主题，其中包括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讲授的“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最高检反贪总局副局长孙忠诚讲授的“反贪办案工作的风险评估与危机处理”。
但除此之外，官员对学生们讲了什么往往被视为涉密范畴，这门叫做“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的研讨课从来不对外班同学开放，就连他们班主任刘品新都从未旁听过这门课，“比较敏感，不太好意思听。但侧面跟学生聊过两句，他们反映很不错，领导给学生讲课最轻松，有什么说什么，什么都可以问。”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反贪硕士”乘坐地铁，旁边站着的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一条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结果这位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愣了一下，用讽刺的语气回她说，“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
“因为学的东西特殊，就成了所谓的反贪硕士，他们骂我们，又不了解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年轻人觉得有时“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贪硕士们”更多要面对的就是舆论压力。在一条以“反贪硕士毕业”为主题的网络新闻下，充斥着大量负面评论。“大学毕业去反腐，反谁的腐，老虎还是苍蝇？”“自己能反自己吗？经过这种培训，可能他们贪的水平更高了。”
“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也认为更应该治本，我只能说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在何家弘看来，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紧迫性。他告诉记者，在挂职副厅长的那两年，他下到基层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败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区和行业，一查就发现拉出来的越来越多，查到哪为止？”
事实上，就在“反贪硕士班”的课堂上，“靠技术反腐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早就被摆上了台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来，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也都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会说得太具体，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所以我们一般不讨论，不解决。”一个任课老师坦率地说：“中国的反贪不是能靠一个人来做的，否则没查出什么来，自己就牺牲了。”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在“反贪硕士班”里被公认为最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男生这样回答记者：“我师父还没教到这一节，我心里也想过，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当前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想办就能办的。”
而在所有的评论中，最尖锐的批评是：在未来，这个班的学生里会不会出现贪官？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语气温和地补充，“我只能管到学校里的时间，社会的大环境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后他们再来看我，能成为反贪骨干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让我失望的事情发生的话，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内他们还不会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现一个大贪官起码要等20年以后。”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写的第四部小说已经出版那座腐败的虚拟城市终于变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许只有通过文学，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梦吧。”他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把这本叫做《无罪贪官》的小说当做礼物，送给那些即将各奔东西的“反贪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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