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群体的素描
湖南湘潭县的徐韬、江苏扬州市的袁慧中、贵州安顺市的侯轲、江苏泰州市的孙靓靓、甘肃武威市的焦三牛、湖南衡阳市雁峰区的朱松泉、湖南醴陵市的易翔、甘肃武威市的康石、山东济宁市的张辉，他们原本是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的“80后”，因为“火箭提拔”在最近两年里引来持续关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选调生。
从这9个人扩展到全国来看，从1980年开始，经历33年，选调生已经是一个13万人的群体。虽然他们一开始都被安排到基层，但目标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
应届毕业生用半年时间成为副县级干部，这是普通公务员想都不敢想的，但很多选调生却实现了。因为是选调生，他们的提拔反而不违规。这时，就会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追问：选调生的管理制度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状态？
为能够解码选调生，本刊通过对不同省市的调查和采访，围绕选调生的群体特征、职业状态和管理制度等层面，为选调生群体画了一幅素描。
什么样的群体？
7月3日，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费高云为常州市代市长，1971年出生的费高云，将会是江苏省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他是1993年江苏省选调生，起步于乡镇团委副书记，在20年时间里，先后在邗江、仪征、南通、常州4地担任过16个职位。作为江苏省选调生的优秀代表，费高云曾被邀请到江苏省委党校为年轻选调生做报告。
按照选调生的制度设计，费高云是从选调生队伍中培养的一个人才。“选调生工作的重点就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在2000年1月，又增加了一项，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选调生研究的广西2003年选调生肖桂国告诉《决策》。这意味着选调生一开始就是组织部的后备干部，而且未来发展是县级以上的。这就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和普通公务员等，有了制度性的差别。
那么，选调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从人数规模上来看，最早的一批选调生产生在1965年，后因“文革”中断。从1980年重新启动到1986年再次中断，全国共选调12700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从1999年10月全面恢复选调生工作以来的10多年里，人数规模持续扩大。在安徽，从1999年开始，每年选调50名左右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2004年增加到115人，此后每年人数都在增加。从1999年到2013年，安徽省15批次选调生共3800多人。
根据2005年以后的招录公告统计，2005年到2012年，全国各地选调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仅在2011年一年就选调了1万多人。
从不同省份来看，从2005年到2012年，四川省选调人数最多，超过9000人。其次是山东省，有7000多人。接下来是湖北省，有6725人。
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2004年，全国有6万多名选调生遍布大江南北。按照选调生的制度设计，他们的第一站都是下到乡镇基层。
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相比，选调生是“空降兵”。他们一般会在实际工作中分化成四种不同的类型：积极进取型、满足现状型、无所作为型，还有一部分就是另辟蹊径型，他们选择离开选调生队伍，从事其他职业。
围绕选调生的未来职业走向，85%的受调查者表示要在基层踏实做事、谦虚勤恳。另据《当代贵州》杂志在2008年采访的30名选调生发现，有12人表示如果不能去县城工作，会继续留在乡镇；有8人认为“两年后如果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会去考研或从事别的行业”；有10人希望能到县城或省城工作。同时，16%的人希望工作一年后能到上一级党政机关工作。实际上，选调生通过借调、挂职和正式调入等方式进入上一级党政机关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理论上说，一名政府公职人员从大学本科毕业到考取公务员，再到晋升乡镇或县直机关科级正职，最快可在28岁完成。但在多名接受采访的基层选调生看来，这种人生跳跃可谓凤毛麟角。在一个中等县，正科级官员超过百人，正科实职的官员不超过50人。
因此，破格提拔便成为选调生都希望的一条快捷通道，但近两年发生的一些“火箭提升”事件异化了这一途径。《人民日报》曾联合人民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接受调查者担心被提拔的年轻干部身后有背景，选拔任用不透明。仅2012年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连续多起有着“官二代”背景的年轻选调生被曝光，舆论质疑之声不断。
但少数选调生的违规提拔，不能掩盖整体的成长。“缩短成长期、提高成才率”，是选调生制度中的一条核心内容，他们在成才率上会是什么状况？
成才率是多少？
“工作环境好，不见得能力提高快，环境差更能锻炼人，更能很快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工作在贵州省安龙县德卧镇的选调生马晓龙说。贵州省的调查显示，70%的接受调查者支持马晓龙的观点。有76.3%的人认为，成长成才与选调生经历密切相关；另外有79%的人认为，基层工作锻炼使自己增强了能力。
另据肖桂国提供的材料，截止到2004年，对20个省的选调生调查统计，选调生中有6800多名进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有420名进入地厅级以上领导班子，有7名进入省部级领导班子。根据此调查计算，成才率是11%。
具体到不同的省市县，会更有说服力。
首先从两个选调生工作持续开展的省份四川、河南来分析。从1983年到2006年，四川23年选拔了6000多名选调生，成长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有30多个，一共产生了400多名县处级干部和800多名科级干部。其中县处级干部占全部选调生的比例是6%。河南省从1981年开始选调生工作，不间断进行了20多年，截止2004年底，河南省市两级组织选调生3866人。走上副省级领导干部的1人，厅级领导干部的32人，县处级干部365人。县处级干部占选调生总人数的比例是9%。
其次从市县两级来看。在山东省潍坊市，从1980年到2007年，全市共有526名选调生工作，从中产生县处级以上干部28人，科级干部15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全部选调生的比例为5.3%。在湖北省浠水县，从1995年到2007年，共有32名选调生派到浠水县工作，有3人成长为县处级干部，10人担任科级干部。担任县处级干部的比例是9%。
通过以上对全国、省、市、县四级的梳理统计可以发现，选调生中成长为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比例，基本上都保持在5%-10%之间。
对选调生来说，他们的成长都会经历一个“梯次渐进”、成长与成熟相互交叉的上升过程，并伴随着多次的学习培训、借调和多岗位的循环反复环节。
成长中的选调生一般都会经历基层锻炼、挂职、借调、轮岗等交流锻炼，所以说，“在选调生的培养上，首先必须抢占时间和空间制高点，早发现素质高的早培养；其次是抢占培养和管理的制高点，避免形式化、功利化，激发选调生的内在成长动力。”肖桂国告诉《决策》。
调查显示，有98%的人希望在基层工作期间，可以多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比如早在2001年，潍坊市就推荐4名担任县市区长助理的选调生赴德国进行三个月的国际经济管理知识培训。
说到选调生培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党校2002年开始举办的选调生培训班。在第一期培训班中，共有69名学员，其中61名地厅级领导，8名县处级领导；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36岁，平均年龄41岁，是当年中央党校所有培训班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孝感市委书记陶宏、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烟台市市长王良等人，都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理想是蛋，现实是石头”
“一切的未知都被生活加上了最好的注脚。无论曾经对生活勾画过多么美好的蓝图，现在的生活环境都与之相去甚远。我最终成为一名偏远山区的选调生，走进了这个听起来很‘华丽’而实际上难以言说的官场。我是否真的还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四川省2011年选调生、工作在凉山州美姑县的毛冬梅在经历选调生活6个月后，写下了这段话。
虽然选调生戴着“培养党政后备干部”的光环走向基层，但从中还是流露出生活的苦涩。这在选调生中不是个案。
广西2007年选调生、现任百色市田阳县妇联副主席张星回忆说：“从北京到南宁，从南宁到百色，从百色到田阳，每走一步，心凉一截。”与张星有着类似感受的人有很多，清华大学毕业生、甘肃2011年选调生蔡程程就是一位。
在前往工作地甘肃武威市之前，蔡程程有很多心理准备，但当她坐了七八个小时汽车，一路颠簸满身尘土来到武威时，东部与西部巨大的反差还是让她流泪了。“为什么选择西部？”这是包括蔡程程在内的每个清华选调生都曾经历过的选择和追问。
因此，如何尽快实现从“学生”到“公务员”的转变，在复杂的基层成长，是每位选调生必须经历的“蜕变”，是摆在选调生面前的一道难题。贵州省普安县江西坡镇党委副书记冯全军说，选调生大多是从繁华的城市来到乡镇，这会让刚来的他们觉得有很多委屈和无奈。
对于这种现象，湖北省仙桃市委组织部部长夏锡璠分析认为，指导思想决定心态。选调生如果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群体，就一定想得到特殊收获；当你没有得到特殊收获时，心理就会失衡；心理失衡，工作状态就变差；工作状态一变差，到哪里都工作不好。这种关系是连环的，是相互延伸的。贵州省对85位选调生的调查显示，有22%的选调生对工作环境曾感到过失落。但从调查来看，只有8%的人认为，工作环境差会影响工作状态。
本刊记者通过梳理实名制选调生QQ群和采访发现，当选调生遭遇成长“天花板”时，他们普遍存在三种心态，即急功近利、愤世嫉俗、过于理想化。一份针对某省368名选调生心理困境的调查显示，41%的选调生最关心的是上升空间；28.5%的选调生表示，他们的最大心理压力和困境是对前途的迷茫和担忧。
QQ群里对提拔的讨论，也反映出选调生对提拔制度的渴望和不满。不少选调生对焦三牛等“火箭升迁”的年轻干部尤为关注。急功近利、过于理想化的心态还造成选调生在基层坐不定、呆不住。有选调生表示，一些人短期内看不到提拔的希望，就花费大量时间在准备考研、考国家公务员、联系调动等出路上。
毛冬梅曾这样感慨说：“现实是个石头，理想是个蛋。当理想被现实击碎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机会去尝试。”当他们青春的年轮经历基层岁月的打磨后，留下的是对理想和未来更平实的解读。
面对理想与现实、扎根与外调的多重选择，一位西部选调生这样说：“关上一道门的同时，肯定会打开一扇窗。”
延伸阅读
选调生工作的3个阶段
探索阶段
(1980年——1985年)
选调生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后因“文革”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中组部设立青年干部局，选调生制度被重新拾起，选调生作为干部“第三梯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上日程。1980年，16个省开始试点选调生工作，1983年8月，中组部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选调生选拔，至今正好30年时间。从1980年到1985年，中组部在全国组织选调了约127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
调整阶段
(1986年——1999年)
随着社会各界对选调生工作提出一些质疑，1986年开始，选调生工作进入暂停和调整阶段，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件都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进行探索。1999年，中组部决定全面恢复选调生工作，新的选调生工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指定”选调、“戴帽”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到基层工作锻炼，也不再与提拔必然挂钩。
制度化阶段
(2000年至今)
2000年中组部等部门下发通知，对选调生的地位、意义及其作用进行了重要阐述，选调生工作进入规范化操作阶段。从2002年起，中央党校开始举办选调生培训班。2010年，中组部第一次阐明，要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经过不断完善，选调生培养已有了较为系统和规范的培养机构、内容和方式。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省份开始进一步完善选调生工作，比如山东省，从2013年开始，山东省按照选调生的标准条件和程序，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在村服务满2年后，经考核考察合格，录用为选调生；不再直接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开展选调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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