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三位原省部级领导干部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公众对退离官员到企业任职的质疑，实质是警惕“沉淀的影响力”可能被滥用。
在我国，退离高官颐养天年之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全新身份再次进入公共领域。他们中有著书立说、受聘任教的，有进入非营利机构的，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甚至还有到农村务农的。他们从事这些职业都少有争议，甚至得到社会广泛赞誉。
退离官员企业再任职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社会称其为“下凡”，欧美国家称其为“旋转门”。有专家指出，企业为什么愿意用高薪来聘请退离高官？固然有看中其经验能力的可能，但不言而明的恐怕是他们丰富的人脉资源，在意他们“沉淀的影响力”。因而，一些遭社会诟病的现象与之伴生。无论是官员权力“期权化”，还是利用权力余威为企业和自己谋不当利益，在近年国内外的一些事件中时有体现。
遏制“沉淀的影响力”，防止“旋转门”干扰正常经济秩序，早就为世人所关注。美国曾颁布《政府道德法》，对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谈判等活动设置时间不等的“冷却期”；后来又通过《政府道德改革法》，进一步细化和修订监管措施。
我国有法律、党纪对退离官员到社会任职进行规范和约束。《公务员法》对退离官员及其他公务员也设置了3年或2年的“冷却期”，并规定“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有关通知、意见，不仅规定了退离高级领导干部有“冷却期”，还规定去企业任职还要经组织同意、备案，也不得在任职企业领取报酬、津贴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
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偏重于宏观指导，尚缺强制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如何界定原身份和现任职公司的关系？党委、政府和企业又属什么关系？对于退离官员任职后的从业行为，也缺少监督问责规定。细化法制规定，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规范退离官员任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行为，还需严格执行。如何用制度之力规范这些“沉淀的影响力”，使之成为造福社会、为民谋利的正能量，需要的是划定界线，加强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规范退离官员出任新职，应该公开透明。当“隐形权力”显性化，退离官员的去向受到社会有效监督，经得起检验，质疑和猜测自然也就没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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