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他说，我有多大能耐啊？很多办法和点子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在狮豹头工作期间，他带领干部群众用8年时间改河造田，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沧河造田。沧河造田的核心工程，是在羊湾一带的棋盘山上打洞，取直河道，裁湾造田。这个裁湾造田的点子，就是群众想出来的。
那是1970年的春天，吴金印肩上挎着粪筐，腰间挂着水壶，挎包里装着干粮，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每到一地，他都要同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商量咋样改变山区面貌。
这天，吴金印来到羊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文焕家。晚上，他俩躺在一张床上喷，吴金印说：“我一直在琢磨，沧河的河滩白白地浪费着老可惜，能不能想法在河滩上造点田出来？”
“啊呀”，郭文焕一拍大腿，忽地坐了起来，“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哩。沧河流到咱羊湾的时候，叫棋盘山给拦住了，往西拐一个大弯，然后往南再往东流走了。俺庄上老辈人就想过：要是把棋盘山钻个洞，把河取直了，不就能造出好几百亩地来？”
“好点子啊！”吴金印披衣起床，拉着郭文焕就出了门。二人踏着月光在棋盘山下的河滩里走着，设想从哪儿打洞、在哪儿修坝，一直转悠到鸡叫。
有一年，吴金印在砂掌村驻队，发现这里的山光秃秃的，就想着怎么绿化。有人说，这山上根本就不长树。当时，吴金印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晚上聊起这个事情。武忠告诉他，这一带的山顶上早些年树可多了，满山黑油油的大柏树，一人搂不住。后来有人在山上栽过树，其他树种都死了，就柏树能活下来。武忠说：“听读书人说，柏树的根带酸性，能降住石头。对了，朝阳的山坡多少有点土，可以种苹果树，早些年有人栽过，结的苹果可甜了。俺估摸着，兴许种苹果能行哩……”
吴金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讨论。最后，他综合归纳群众意见，组织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两年多时间绿化了2000多亩荒山。
吴金印刚到唐庄工作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到各村走访群众。有一天，他来到镇西北部的后沟村。这里靠山临沟，交通不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跟群众聊起如何脱贫致富的话题，村民窦全福说，咱这儿靠山，有石头，如果把路修通了，建石砟厂，兴许能发财。他说，交通方便的地方，有人搞这个就发了财。他的话，让吴金印眼前一亮。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调研，最终提出了“西抓石头”即发展石头经济的思路，使西边几个村子的群众迅速富裕起来。
“北抓林果”的思路，也是来自一次走访。
那是1988年秋天，三个月没下雨，唐庄北部的丘陵，庄稼旱得卷了叶。当检查旱情的吴金印来到侯庄村地界时，突然看见一片浓郁的绿，走近一看，是一片山楂园，枝繁叶茂，山楂果红成一片。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正在侍弄山楂树，吴金印上前搭讪，问他咋会想到种山楂。老人说，山楂树是铁杆庄稼，最顶旱。吴金印又问他，山楂园一亩能收入多少，老人说，弄好了可以收入千把块。老人还告诉他：“咱这儿的地，种旁的不中，种果树中。”吴金印不由得眉毛一扬：“这是个好点子！”
据此，唐庄镇提出了在北部丘陵地区发展林果业的思路。几年之后，这里建成了万亩林果基地，搞了个“中国唐庄桃花节”，每年春天吸引着来自中外的10多万名游客。承包果园的人家都发了财，有了私家车，住上了别墅。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吴金印就会到群众中间去，跟他们商量解决办法。这个法子很灵。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1997年的时候，村民提出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吴金印带着几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商量修路的事，最后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家每户多少兑一点钱，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修路。绝大部分村民同意这个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有两户村民不同意出钱，但同意出工。有一户村民，既不同意出钱，也不同意出工。
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就最后一户村民的态度让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这个说：“镇里支持咱村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度，像啥话？”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还有人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权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真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不是傻子？
“群众是最亮的镜子”
1987年11月，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镇里全体机关干部到辉县常村乡燕窝村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那天，他们大清早出发，前往太行山深处去看望一个人。此人就是郑永和。郑永和曾任辉县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省部级领导，退休后组织一批老干部成立“老头队”，在太行山里为群众服务。
“老领导，”吴金印见到郑永和，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这是在干啥哩？”
“房东家的门框坏了，我给他们做个石头的。”郑永和憨厚地笑着，手中的锤錾不停地在石头上敲打着。
“郑书记，你是咋想的？省里有你的高级住宅你不去住，儿孙一大群，你不去享受天伦之乐，咋就偏偏往这山旮旯里钻啊？”吴金印明知故问，他是想让大伙听听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要说享福啊，我觉着这就是享福。”郑永和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四周的山，深沉地说，“活了快一辈子，回头想想，谁对俺最亲？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对俺亲，俺就到他们这儿来。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一点烦恼都没有。这生活呀，越过越有味儿……”听着郑永和质朴的话语，大家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为谁当官”这些问题。此时，大伙明白吴金印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的用心了。
告别郑永和，他们没有马上回到机关，而是把车开到唐庄北部的大司马村，会议在这里接着进行。吴金印从社会上流行的享乐风开始讲起，讲到我们为谁当官的问题，他说：“大道理咱就不讲了，党章上写得清清楚楚，咱就讲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吧：我们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交的税收；我们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是农民种的粮食。一句话，人民养活了我们。人民养活我们干啥？为了让我们替他们办事。老百姓养牛，牛能为他们犁地；老百姓喂鸡，鸡能为他们下蛋。我们当干部的，花着人民的税收，吃着农民的粮食，如果不给群众办事，那就连牛都不胜，连鸡都不如！从前，人们习惯称我们叫‘父母官’。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不要以为老百姓无职无权，免不了咱的职，也提拔不了咱，就不把他们放到眼里。要知道，干部和群众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众树断根，离开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咋样才能让干部不脱离群众？作为党委书记，吴金印深知仅靠口头上说说是不行的；即使按照要求执行一阵子，也很难持续下去。制度管根本，机制管全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落实。于是，在这次大会上，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一起立下了“四不”、“四同”的规矩。“四不”，就是身不懒，积极参加劳动；嘴不馋，到村进厂不喝酒、不吃请；耳不聋，倾听群众意见；手不长，不拿群众东西。“四同”即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同吃，就是驻村干部不准单独起伙，一律到群众家吃派饭，不准喝酒，吃了饭要交钱；同住，就是驻村干部不准住村委会，必须住到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家里；同劳动，就是每个干部自备一套劳动工具，每年20个义务工；有事同群众商量，就是村里制定重大决策前，驻村干部要跟村民商量。
唐庄镇党委还规定，每个镇干部要交10户农民朋友，其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穷朋友。吴金印解释说，人在难处盼亲人，困难群众是最需要帮助的，跟他们交朋友最能体现咱们的价值，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吴金印在大司马村偶然听到一个叫韩志明的村民的不幸遭遇。韩志明原来在外地一个煤矿上班，一次事故使他下肢瘫痪，成了残疾人。孩子尚小，一家人靠妻子一个人支撑着，日子很艰难，韩志明几次想到了死。得知这个情况，吴金印拉上村支部书记，说：“走，到他家瞧瞧。”
来到韩志明家，吴金印坐到他的床沿儿上，握着他的手，仔细询问他的身体和家庭情况，说：“你放心，有党在，不会让你过不去。”然后，对韩志明的妻子说，好好照顾老韩，有啥困难给村里和镇里说。临走的时候，吴金印把身上的钱全部留给他们。第二天，吴金印又来了，带着救济款，带着自己家里的两袋面粉。
过了几天，吴金印给韩志明送来一辆手摇三轮车。他看到韩志明家门前有一条四五米深、两米多宽的沟，就带领村里人填平了那条沟，并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直路。逢年过节，吴金印总要带些吃的用的到韩志明家慰问；每次从大司马村过，他总要拐到韩志明家里看看。
吴金印经常对干部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想叫群众真心拥护咱共产党，就得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好事；不然的话，人家为啥要死心塌地跟着咱啊？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基层，老百姓就是从咱们的举动中去认识共产党的宗旨。咱们为群众办好事，就是维护党的形象。”
有好的规矩，还得有监督机制。吴金印深晓此理，所以在制定了“四不”、“四同”规定以后，又制定了一整套检查监督措施：每逢单月，镇里派人到村里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问当地群众，某某在你们村住了没有，参加劳动没有，为群众办好事没有，是否有违纪行为，对这个干部有什么意见等；逢双月，让村党支部来镇党委汇报驻村干部的表现和群众对这个干部的反映；到年底，由群众和村党支部对驻村干部进行考评，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干部一律严肃处理。
1995年的一天，有群众反映说，某位镇干部到他们村检查工作的时候喝了酒。吴金印在对此事进行调查落实之后，找到那位干部，问：“据群众反映你在村里喝酒了，可有这事？”
“有……”
“咱们的规定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说咋办？”吴金印满脸严肃。
“我愿意接受处罚。”那位干部羞愧地低下了头。
听说那位镇干部为了这事受处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找到吴金印，替那位干部求情：“是俺请他喝了几盅，要处分就处分我。现在的干部到了下边哪有不吃不喝的？这算不上大问题，你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吴金印说：“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吃吃喝喝的现象比较普遍，可咱唐庄就是不兴这一套，就是不能容忍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你要是真的爱护我们干部的话，以后就不要请他们喝酒了。既然定了规矩，就得按规矩来，谁也不能例外。”
不久，镇里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让那个干部在会上作了检查并罚款80元。这件事在全镇干部中震动很大，从此再未出现过类似事情。
按制度办事，人际关系就变得单纯而清爽了。在唐庄镇，逢年过节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同志之间是不兴请客送礼的，连送一点土特产也不行。谁要是给他送礼，第一次，给你退回去；第二次，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好风气，大家都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工作上。
2007年，吴金印的母亲去世。他谁也没告诉，悄悄地办了丧事。乡亲们还是有人知晓了，一些乡邻送来礼金表示慰问，受过他帮助的人也纷纷前来表达心意。吴金印费了好大劲，把礼金逐个退回；实在退不了的，全部交给镇财政用于龙山治理。
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到这事，吴金印感叹说，人啊，钱财多少是个够？够吃够用就行了。在物质上少一分欲望，心里头就多一分轻松和坦荡。当干部的，只有不存贪欲才能做到处事公正；你公正了，群众才会打心眼里佩服你、拥护你。“还是那句话，”他说，“群众是最亮的镜子。我们应当经常拿群众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看我们是不是干净、是不是有好的形象！”
在唐庄镇，群众就是干部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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