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也是建设平安浙江的第十个年头。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浙江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靠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扩大基层民主法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全面促进保障了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数据无声，却是“浙江样本”的最佳注脚:2012年，浙江省GDP34606亿元，位居全国第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70元，分别连续12年、28年蝉联全国各省区市之首。
发展市场经济，浙江领跑中国，建设平安法治社会，浙江同样成效显著、引人注目:最新调查统计，目前，浙江省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6.8%，连续9年位居全国前列。中国科学院新近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2012》表明，浙江省的社会公平度指数为全国第一。
从“枫桥经验”到平安建设，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和根本保证，境安民富，实现了从治安到平安的历史飞跃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打击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浙江省委选择了诸暨、萧山、上虞等县，派工作组进驻诸暨县枫桥区的枫桥、新枫等7个公社开展社教试点。工作组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骂人，没有打人，还允许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区67名原先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全部说服了，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极左”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1963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汇报了枫桥的作法，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指示好好总结。
枫桥的这一做法后来经公安部调查组总结，形成了“少捕，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经验，即“枫桥经验”。
11月22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公安部起草的文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其中要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枫桥经验”从此宣告诞生。五十年来，作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鲜艳旗帜，作为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鲜艳旗帜，“枫桥经验”始终高高飘扬、屹立不倒，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挽救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率全国之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再次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浙江中部的诸暨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相传春秋时期吴越交战，诸暨美人西施受越王勾践指派北上吴国，途经枫溪江突遇山洪暴发，一棵枫树倒下横亘两岸架桥成渡，枫桥因此得名。
与浙江多数地方一样，枫桥依山傍水，这里的人们既有山之伟岸，傲然屹立，坚忍不拔；又有水之柔和，懂得回避退让，利万物而不争。得益于山山水水的滋养，得益于历史文化的传承，枫桥才没有像当时一些地方一样，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而是依靠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把阶级矛盾化解在基层，创造了“枫桥经验”并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964年，也成为建国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习近平对“枫桥经验”倍加重视，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并提出问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毛泽东主席当年肯定“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意义何在?习近平认为，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不动摇，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平安社会。
2003年11月8日，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关爱生命、关心健康、关注安全，扎实推进平安浙江建设，积极为群众创造平等发展、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真正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历经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四十年后，浙江省委又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决定——这不仅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更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也是检验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五十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和根本保证，惟其如此，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民富境安，实现了从治安到平安的历史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反复强调建设平安浙江，关键在落实、关键在基层、关键在实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省要继续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紧紧抓住这“三个关键”，全力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平安浙江，以浙江平安为全国平安作出新贡献。
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为本，坚持发展和平安并重，在跻身经济大省的同时，正在努力成为全国最具安全感、幸福感的省份
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和发展了“枫桥经验”，为浙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2004年5月，决策之初，浙江省委即成立了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省长、省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市、县两级也都成立了相应机构。10年来，省委书记从习近平到赵洪祝，再到夏宝龙，历经党政换届、人员变动，但前任给后任打基础，一任接着一任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始终如一地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第一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中。
夏宝龙说，建设平安浙江近10年来，全省各级党委都建立起了社会稳定形势分析制度，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党政主要领导手中都必备两张报表，一张是经济报表，一张是平安报表。
浙江省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不及全国人均量一半，资源匮乏。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地处东南沿海的资源小省却如火山爆发，改革活力喷涌而出，创造了全世界为之惊叹的经济发展奇迹。全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50强，浙江占25席；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占144席，均居全国首位。
创造经济奇迹的是人民群众。从“胆大包天”王均瑶到“汽车疯子”李书福，从全国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到中国首富宗庆后，从中国第一座龙港农民城到世界最大的中国义乌商品城，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改革发展、开拓创新、全民参与、英雄辈出，为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经验和民间答案。
令人欣慰的是，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对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创新一直持默许、宽容、鼓励、支持态度。因为他们深知，浙江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唯有改革，唯有放手让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闯出一条致富路，才有可能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回眸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史，浙江省的经济报表上始终没有脱离一个“民”字:财富民有，大批普通老百姓拥有房产、汽车、存折等财产，跻身有产阶层；经济民营，500多个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充满生机，上千个城乡专业市场蓬勃发展，99.8%企业为中小民营企业；成果民享，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分别下降至34.6%、37.6%，进入相对富裕状态，家用汽车拥有率每百户城乡居民分别达到了33.7辆和13.4辆，均居全国前列。
民富则省强。2004年至今10年来，浙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万亿、2万亿和3万亿元三道大关。10年前，浙江经济总量还不到7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还不到2000美元。而到了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34606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63266元，突破1万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利为民所谋。10年来，浙江省始终把富裕、安定视为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富民和安民作为自身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坚持民本经济，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做大“发展蛋糕”；另一方面，坚持民生至上，千方百计公开、公平分配好“发展蛋糕”，努力让老百姓“吃”得安心、放心、舒心，努力让最大多数社会群体成为改革受益者。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说，“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这是浙江省的三条民生底线。不管怎么发展，必须坚守这三条民生底线。近年来，省财政每年70%以上财力用于民生，每年梳理出为民办实事十方面大事，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市场经济，浙江省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建设平安浙江，浙江省同样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
湖北籍孕妇李香花暂住在舟山衢山岛高涂社区，丈夫出海捕鱼，只身一人在家，深夜突然肚子疼，惊慌之中，按照大门上张贴的联系号码拨打了求助电话。10来分钟后，网格服务队的计生员、妇女主任相继赶到，稍作应急处理，迅速将她送往医院，顺利产下一子，母子平安。
“千岛之城”舟山位于东海碧波之上，2008年8月，该市探索出了海上“枫桥经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以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吸收教师、医生、老干部等参与，每个网格相应建立起一支服务团队，依靠当代信息技术，进行全天候、点对点服务管理，在基层织起了一张张社会服务管理网。
学习推广舟山做法，现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已覆盖浙江省所有农村、社区，把政府服务延伸至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2008年8月，打铁关社区退休老干部王义毛等5人自发成立和事佬协会，调解邻里间矛盾纠纷速度快、效果好。杭州市及时推广，如今，和事佬协会已遍布杭州市城乡所有社区、村，成为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草根力量。
慈溪市民营经济发达，外来流动人口100余万人，是浙江省外来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2006年4月，五塘新村自发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吸纳新老居民代表共同参加，发挥地缘相近、语言相亲优势，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新老居民和睦。现在，全市347个村级和谐促进会遍布慈溪城乡，还获得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奖。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首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平安建设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最需要做什么，最亟待改变什么，群众最有发言权。”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说，总结基层探索创新，近年来，浙江省及时推广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治安动态视频监控联网、110社会应急联动、81890公共服务平台、律师进社区等做法经验，一些特色工作还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富则境安。走群众路线，“平安浙江”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刑事发案率、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事故、信访总量4项主要指标逐年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9年上升，浙江在成为全国经济大省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老百姓最具平安感、幸福感的地方之一。
从源头预防到就地解决，浙江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决策、让利于民，相信群众、调解优先，直面矛盾、敢于担当，把大量社会矛盾及时就地预防化解在初始状态
“枫桥经验”的基本经验之一是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浙江也曾率先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社会利益分化迅速，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比其他地区早发多发。面对矛盾，浙江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知难而进，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社会管理依法处置社会矛盾。
近年来，浙江省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建设方兴未艾，如果决策不当，就有可能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引发官民矛盾。为避免政府成为矛盾主体，从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建立省、市、县三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凡事关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决策前必须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名列全国百强县24位，对于这拥有百万人口的经济新巨人而言，城市扩大已成为其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城东片房屋征收方案在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却遭到一些村民反对，暨阳街道东三村村民陈国胜就是其中一位。
“要把群众利益作为决策第一标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既然有村民反对，那就调整完善方案，重新评估，努力让群众满意。”诸暨市委书记钱三雄说，街道、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与群众协商后，按照市场评估价调整了征收补偿标准，再次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新方案获得高票通过。接下来短短三个月，就圆满完成2543户、80万平方米的农民房征收任务。
再次见到陈国胜，他正开着新买的轿车，笑逐颜开地准备乔迁新居。他说，旧房被征收拆除后，政府补偿了他们家165万元，给了一套300平方米的安置房，为他们家办了社会养老保险。用这笔钱，他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诸暨市市长徐良平说，“当政府与市民产生利益冲突，政府理应让利于民。虽然与老方案相比，财政多支出了三四亿元，但和谐平安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贤良介绍，建立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5年多来，全省共评估重大事项10477件，暂缓实施186件，停止实施499件，努力使决策成为倾听民意、改善民生的过程，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从源头预防社会矛盾，浙江各地探索创造了不少新做法新经验:上虞市实行社会稳定“三色”预警，用绿、黄、红三色分别表示稳定形势，制成图标，每月下发。绍兴县每月发布社会稳定指数，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形势如何，一看指数图表就清清楚楚，把大量不稳定因素预防消灭在萌芽状态。
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对人民调解的新期待新需求，2008年开始，浙江省不断探索、大胆实践，大力建设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
在宁波市大庆南路538号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委会与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并排而立。根据宁波地方法规，该市所有医院都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医疗保险合同。“我们这边调解好矛盾纠纷，当事人凭调解协议，出门就可到隔壁理赔中心领取赔偿金。”宁波市医调委主任马津华说，市医调委成立至今5年多来，成功调处纠纷12288起，涵盖了全市95%以上医患纠纷。
宁波海曙公安分局局长朱振甫说，“原来，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要出警好几次到医院处置医患纠纷，医调委成立后，这方面的治安案件越来越少了”。
2006年8月，宁波市鄞州区交警探索建立了全国首个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委会。现在，这一组织已遍布全省。“人民调解及时灵活，成本低、效果好，深受涉事群众和基层民警欢迎。”省公安厅交管局局长缪德礼说，2012年，全省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16.3万起，成功率96.3%，全省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信访案件同比下降33%。
“目前，我省已在医疗、劳资、交通、环保、物业等15个行业领域建立专业人民调解组织1304个。”省司法厅厅长赵光君介绍，2012年，全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2万件，占总数40%。
诉调对接是浙江省“大调解”工作的一大亮点。
在诸暨市枫桥人民法庭，记者看到大厅里张贴着一份调解劝导书，亲切平和、有理有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了调解与诉讼的利弊，劝导纠纷当事人慎用诉讼权，可考虑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实在不成，仍可向法庭起诉。在“老杨调解工作室”，法庭庭长寿文光告诉记者:现在，枫桥法庭民商事案件调解率达75%以上。
来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全省91个基层法院、135个人民法庭都设立了人民调解窗口。5年来，全省法院共委托人民调解15.5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3%，案件数占一审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5%。
2003年，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省开展省级领导干部带律师下访活动，由此带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走进矛盾，直面矛盾，疏导群众情绪，解决合理诉求，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天台县民风强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发生惊动中央的“水溪事件”、“苍山事件”，社会矛盾交织复杂，为全省五大信访重点县。县委书记李志坚上任后，成立联合接访中心，县领导每周一、10个部门领导每天在中心值班，不但使95%的初次信访问题就地解决，还解决了十几个历史难题。妇女徐某曾上访18年，李志坚和县委副书记杨胜杰多次登门与其促膝谈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精诚所至，这名人称“信访教头”的信访老户终于息诉罢访。
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周维亮介绍，现在，浙江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已成制度，并纳入干部考核。10年来，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5万余人次下乡接访，全省年信访总量比10年前减少了20余万件。
从人民治安到全面平安，浙江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期待，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什么问题突出就治理什么，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努力使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处处平安
“我们所建设的平安浙江，不仅指社会治安，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公共安全大平安，涉及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王辉忠说，顺应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期待，浙江省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治理什么，哪里不平安就治理哪里。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湖州位于苏杭正中央。湖州市公安局局长金伯中十几年前担任过诸暨市公安局局长，到湖州工作后，把“枫桥经验”的种子带到了太湖边，实施“警务广场”新战略，公安工作怎么干、干什么、干得怎么样，都由老百姓说了算。
他们在市、区、县公安机关门口建立“警务广场”服务区，常年对老百姓开放。每年6次在广场、公园开展“警务广场”活动，局长、所长走到老百姓中间，面对面听取意见。每年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介，请群众投票选出10项当年公安工作重点。历经5年多努力，湖州公安群众满意度从全省第7位上升到第1位。
“‘枫桥经验’源于浙江公安，我们对此一直怀有深厚感情。”浙江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刘力伟说，近10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民意主导、警民共建，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回应群众、力量上依靠群众，走出了一条专群结合的人民治安道路，使浙江成为经济发展的热土、社会治安的绿洲，群众安全感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浙江公安注重固本强基，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流，劲往基层使，近年来新设社区警务室4070个，一线警力占县公安机关民警数近一半。社区民警依靠发动群众，组建了数十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社区巡逻、看楼护院、邻里守望活动，在基层编织起强大的社区群防网。
德清县乾元镇城北社区警务室，前面的鱼塘里养着两千多条草鱼，左侧的菜园里种着萝卜、青菜、大葱，屋后的猪圈、竹林里养着6头猪和几百只土鸡。社区民警沈根才以警务区为家，与群众打成一片，如鱼得水，带来辖区案件剧减、群众家和业兴。老沈说:“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平安是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和追求，和谐稳定是“枫桥经验”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9年多来，浙江公安机关矛盾不上交、责任不下推，针对违法犯罪新形势，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污染环境犯罪、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犯罪，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增强群众安全感。他们还依靠广大群众力量，依靠当代科技力量，传统加科技，构筑起社会治安动态防控网络，有效地挤压了违法犯罪空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连续9年下降。
浙江是水乡泽国，省名两字都有水字旁。打开地图，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从北到南的八大水系在1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蜿蜒曲折，犹如血脉，连起丘陵、平原和盆地。谁能想到，这一方流淌着大江小河的大地，现如今却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的尴尬。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期待，从今年7月开始，浙江省打响治水攻坚战。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浦江县淘汰取缔了1万多户无证照水晶加工户，曾受重创的浦阳江正在逐步恢复焕发昔日光彩。台州市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带污染的GDP，壮士断臂、铁腕治水，11县、市、区饮用水合格率全部重新达到100%。绍兴市委书记钱建民承诺“绍兴护城河的每一段我都随时可以下河游泳”，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带领15名环保局长到兰溪江游泳，均显示了地方政府破釜沉舟、治理水污染的决心和力度，一时传为佳话。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浙江省依法对食品实行全程监管、全程追溯，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药品生产全过程信息化监控，第一个以省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监管办法，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在多个环节走在全国前列。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制售病死猪肉、假药劣药、生产销售毒胶囊等犯罪，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危害能源资源犯罪，我们加大办案力度，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介绍，“一年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涉嫌食品药品方面犯罪嫌疑人632人，提起公诉1604人。批准逮捕涉嫌环境污染方面犯罪嫌疑人552人，提起公诉2387人”。
在生态保护上，安吉也曾走过弯路。2001年，安吉县另辟蹊径，确立生态立县发展战略，12年后，植被覆盖率达75%、森林覆盖率达71%，“美丽”已成为安吉经济的最大来源。这个仅46万人口的浙北小县，去年一年吸引游客千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达70多亿元，甚至连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都可以卖钱。
“美丽乡村”安吉是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鲜活样本。新公布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显示，由于坚持生态平安建设，目前，浙江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1%，居全国第二，生态文明指数名列全国第三。
治水、治堵、“三改一拆”、建设生态浙江……近年来，浙江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出的施政重点，事事涉及安全，处处关乎民生，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撑起了一把把平安保护伞，让更多群众人生出彩、生活幸福、梦想成真。
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浙江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基层民主，推进依法治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依靠发动群众，让人民当家做主，是“枫桥经验”和平安浙江建设的根基所在、血脉所在、力量所在。10年来，浙江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强化权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依靠民主法治，夯实了平安浙江的基层基础。
枫桥镇枫源村三面环山、山清水秀，连排别墅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村委会主任骆根土告诉记者，村干部要有威信，首先办事要公道。村民自治章程是村里的“宪法”，村务村事怎么决策，村民权益如何保护，按自治章程来就不会错。
老骆说，这几年，村集体先后投入1200多万元，办了治理枫源江等16项惠民实事。每项工程开工前，都进行“三上三下”民主讨论，再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完工后，所有财务收支等信息在村口公告栏和互联网上公布。边走边介绍，老骆指着一路经过的开源亭、思源亭、聚源亭三个石亭说，连这取名也是大家民主决议的，意思是饮水思源，遇事要三思而行。
由于推行民主、公开、透明，枫源村这一老典型焕发新青春，近年来先后被评选为省级文明村、民主法治村。
在民主法治村的示范带领下，目前，浙江省95%的村基本达到了“由民做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扩大基层民主，吸纳公众广泛参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成为建设平安浙江的强大动力。
在武义县后陈村，记者看到村务公开墙上张贴着一份份财务账单。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徐岳祥介绍，后陈村有347户900多名村民，由于缺乏监督、财务混乱，原来村里矛盾纠纷不断。2004年，村民自发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第一年，村里的招待费就从过去每年二三十万元减到几千元。9年来，村务监督委员会共对60余项累计两千余万元的村级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程监督，实现了村级工程建设零矛盾、零投诉、零上访。
村务监督使扭曲的“村官自治”重新回归村民自治。学习推广“后陈经验”，现在，浙江省所有村都建立起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解决了农村财务不公开、决策不民主、管理无规章等问题，推进了基层平安建设。地方的鲜活实践，也为全国立法提供了借鉴。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
与扩大基层民主相伴相随，在建设平安浙江中，浙江省决策层注重依法推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经济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并非都在基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人为本，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省法制办主任孙志丹介绍，浙江省一直高度重视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工作，尤其在依法保护群众利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浙江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
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
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
200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实施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2008年，浙江第一个制定实施《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
2009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标准，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高居全国之首。
2011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施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实现了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应保尽保……
来自省公安厅的最新统计:浙江省登记在册流动人口2362.5万人，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省。2009年6月，浙江省审议通过颁布国内第一部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地方性法规。实施4年多来，全省共发放居住证30.2余万本，依法保障居住证获得者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等方面享有“同城待遇”。
80后杨晓霞来自江西省铅山县，在宁波打拼了六七年，领到了居住证，有了自己的家，当上纺织厂副厂长，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说，浙江人很友善，她的经历证明，在这里只要真诚努力肯干，付出总有回报，梦想总会成真。
“新一届省政府产生后，李强省长抓的头两件事，一件关乎公平，一件关乎效率。”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龚正介绍，早在1999年，浙江就率全国之先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经三轮改革，审批项目从3000多项减少到900多项。今年1月，新一届省政府组成后立即启动四轮改革，历经努力，审批事项再次减少464项。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目标，推行从政府立法到执法过程、执法结果等依法行政过程“三公开”。前不久，还制定公布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浙江标准”，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浙江要力争成为审批事项最少、速度最快、规则最公平、办事最规范、法治最清明的省份。
都说诉讼是一个地方经济和法治的“晴雨表”。2008年以来的5年间，浙江法院共受理案件412万件，是全国增幅的2.1倍。
“在司法领域，我们也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介绍，为有效发挥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在矛盾化解中的前沿作用，浙江三次调整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将93%的大标的额民事案件交由基层法院一审。5年间，各地共依法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49.35万件，诉讼标的总金额550亿元，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达到96.3%。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正门左上方的LED显示屏正在现场直播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情况。院长张光宏介绍，他们法院建有25个标准化数字法庭，全程录音录像，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全部公开。正在领取判决书的方女士对记者说:“第一次打官司的经历，完全颠覆了我对法院的原有印象。鄞州法院全程阳光司法，这种坦然让我相信法官办案是公正无私的。”
在浙江法院，“案结事未了”。从2008年开始，浙江法院首创司法建议，就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破产、环境污染、非法集资等热点难点问题，向各级党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2961份，70%被采纳，消除了诸多隐患与漏洞。连续6年，浙江法院发布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对行政案件败诉原因进行梳理分析，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预防化解行政争议提出建议，有效延伸了司法对优化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影响力，促进了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一个平安法治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富裕得以保障、矛盾得以化解、治安得以调适、公平得以体现、正义得以伸张、和谐得以实现的社会。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浙江省依靠发动群众创建平安和谐社会，今天，6600万新老浙江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智慧和力量汇集起磅礴力量，开创了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社会治安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人局面，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浙江样本”和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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