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脱离群众的根源。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
“打江山”、“闹革命”的老一辈,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叛逆”。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与平民大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这一坐,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那之后,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彭德怀回乡搞调查,晚上座谈,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
如今,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强调“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更有众多“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对群众感情不深、关切不够;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想下基层去”的畏惧与“想下基层下不去”的尴尬并存;更有甚者,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
“脱离群众”,有主观努力的不足,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打破单位、地域、城乡、所有制的界限,“流动中国”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增添了社会活力,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
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
这些态度截然不同、意见南辕北辙的人,都是群众的一分子,都是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面对如此多样、多元、多变的利益格局,群众工作的困难与日俱增,挑战前所未有。近年来,规模可观的上访人群,时有耳闻的群体事件,一方面说明,群众对自身权利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失语”,在群众方法上“失效”,在群众路线中“失位”,联系群众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叠加,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时代考验。
(六)我们常说,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个发展,是广义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群众工作的创新、执政能力的提升。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员数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2年底,党员总数突破8500万,年增幅超过3%。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中共党员数量几年后就将突破1亿,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
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党员队伍力量大大提升了,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但全党同志务必谨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不秉持群众观点,再雄厚的实力、再庞大的队伍,也只能是无基之台、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全党同志务必谨记,在执政64年之后,我们所拥有的更多财富、更多资源、更多渠道,只能说明我们在把握群众所思上,在解决群众所忧上,在满足群众所盼上,应有更大决心、更多智慧、更多方法。
史可为鉴。1990年,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等的却占85%。一个被人民群众认为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不管它的历史多么辉煌,其最终垮台也势在必然。
有外国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概念中,“群众路线”是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包含着中共全部的秘密”,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确实,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这个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如何呵护好这一党的生命线,保证党的干部不愿、不能、不敢脱离人民群众,以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张我们党交出的时代答卷上,这一代共产党人都应严肃自问:我们该有怎样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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