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和耶鲁大学中国法中心发布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5年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快速增长，但公民胜诉的情况仍然较少，2012年一审审结的案件中公民胜诉率仅为17.6%。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程琥介绍，自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每年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占当年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总数的10%左右，其中，判决政府败诉的比例大致在13%左右，比例高于每年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率。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齐莹也表示，在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远远高于普通行政案件的败诉率。
《报告》显示，从近5年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来看，当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绝大多数涉及基本民生问题。
程琥表示，大多数行政领域都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但绝大多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主要涉及征地、拆迁、公安、社保等管理领域。另外，涉众型案件越来越多，有些也涉及一些敏感事项和政策调整，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信息公开的申请，都和政策调整有关。
虽然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政府败诉率高于普通行政诉讼案，但法院裁判结果以“裁定驳回起诉”居多。
“‘原告资格问题’，在裁定驳回的案件中，以这类理由来驳回的，有一定数量。”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
王锡锌称，“涉及保密审查以及国家秘密到底该怎么审查的问题”、“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与知情权关系平衡问题”是目前法院司法与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难点。
就审理实践，程琥认为存在几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如何界定政府信息，如内部信息、党务信息、刑事审查信息和公用企事业单位信息，都涉及政府信息的界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主体，谁来公开，谁有义务公开，比如制定机关和保存机关，到底谁是公开的主体；三是《条例》与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些查询的协调问题，如《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衔接，涉密信息的区分处理没有明确答案。
程琥表示，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修改，或者上升为《政府信息公开法》，甚至与司法公开、立法公开等协同起来制定一部法律，第三种方式最为长远。
他还提到一个问题，即法院一般会考量行政机关是否尽到了收集、检索义务，重点监督该信息实际已经制作并保存，却以“不存在”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陈振宇介绍，上海的标准与之类似，行政机关不能只是声明信息不存在，必须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明，已经检索但仍没有。但是，关于这一点，对行政机关要求得并不是很严格。
另据齐莹介绍，实践中，是否因保密等问题而不应公开的争议，不如应该由哪个机关公开的争议大；信息是否存在的争议，不如该信息是否应该公开的争议普遍。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指出，政府信息公开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进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为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完善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做了很多努力，但做得还很不够，可效果比较明显，而且会越来越好。
赵大光希望各界能够允许在这一领域有一个适应、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过去中国政府信息以不公开为原则，现在以公开为原则，各级政府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工作习惯和制度上都没有做好准备，也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们应该看到政府的大门已经打开，法院受理案件的大门已经打开，至于房间里的地面是否平坦、家具是否齐全，下一步好解决，重要的是门已经打开。”赵大光说。本报记者王亦君实习生王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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