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纳税人的立场出发，政府的“三公经费”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是不是“三公经费”数字小公款消费就真的少了，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通过下属单位埋单、把消费金额隐藏在项目预算开支等方式来做小“三公经费”数字，已是一些地方公开的秘密。
11月初，安徽省财政厅、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外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三公经费”监管长效机制的通知》，明确提出“三公经费”按规定渠道及科目列支，规模不得超预算，并严禁向下属机构、企事业单位或市县转嫁，“三公经费”管理情况将纳入省直机关效能建设考评范围，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事实上，从201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将县级以上政府“三公经费”公开列为法定义务，县级以上政府需将“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并定期公布。
北京市在今年1月的两会期间，随今年预算报告公布了全市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201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今年2月底，广州市41个政府部门公布的2013年预算中，“三公经费”预算全部单独列出。
在邓淑莲看来，这两年7月下旬公众已经形成惯例“围观”中央部门“晒三公”，“现在我们看到，2012年和今年，都是3月中旬全国人大会议批准当年预算后，4月中下旬，财政部公布公共预算，随后中央部门公布自己的部门预算。今年4月18日，中央各个部门在公布部门预算时，首次单列出了‘三公经费’预算情况。6月下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上一年中央决算报告，其中单列中央本级的‘三公经费’决算数额，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上一年中央决算后，财政部在20日内批复中央部门决算。中央部门收到财政部批复后向社会公开决算。7月下旬，新一轮的中央部门公开上年决算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就开始了。”邓淑莲说。
在肯定中央和地方“三公经费”公开的进步性的同时，邓淑莲认为，面对相差悬殊的数字，公众其实很难评判哪个更为合理，而数字里是否有水分，更是难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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