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省扬州市一家花店接到一份特别的花束订单,客户要求用100张百元面额人民币制成花束用以求婚之用。店主考虑到法律有明确规定“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再三推辞,后在客户的强烈要求下接下订单,采取无损伤粘连的办法按客户的要求完成了制作。
随后,这份“人民币花束”图片在网上广泛流传,成为诠释“土豪”这一流行词的最新示例。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土豪”无疑是个贬义词。然而,短短几个月的传播过程,却让“土豪”所带有的原始贬义不断被消解,直至变成一个中性甚至还带有褒义的词。
这个被赋予了“有钱没文化”、“炫富”、“奢靡之风”等含义的流行词,并没有像它所代表的现象一样为人们所抵触,而是成为一个带有戏谑和玩笑意味的词汇。有学者担心这代表着“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逐渐被人们所接纳；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的流行并非坏事,“它反映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和对阶层流动的期许”。
“土豪”疯狂流行
信息时代,一个新词语的流行,往往只需要极短的几个月时间。它甚至让研究者都难以追上其脚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杨宜音,长年研究群体过程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变迁心理学,但“土豪”一词的流行,还是超出了她的研究速度。
“这个词太新了,刚刚流行起来,属于旧词新用。”杨宜音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梳理“土豪”的“流行轨迹”,可以轻松看出它被社会接纳的速度之快。
今年9月出现的一个流行段子,被认为是新“土豪”流行的源头:“青年问禅师:‘大师,我现在很富有,但是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您能指点我该怎么做吗?’禅师问道:‘何谓富有?’青年答道:‘银行卡里8位数,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吗?’禅师没说话,只伸出了一只手,青年恍然大悟:‘禅师是让我懂得感恩与回报?’‘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2013年9月9日,以这一段子为由头,微博上发起“与土豪做朋友”以及“为土豪写诗”活动,把这个词推向最热点。
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则让“土豪”被赋予更加明确而丰富的含义。
北京市朝阳区某村村委副主任,国庆期间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总花费超过160万元,豪车开道、鲜花铺路、明星助唱——这被称为“土豪婚宴”；江苏省南通市某男,用500万元现金拼成羊肉卷作聘礼迎娶新娘——这被称为“土豪”聘礼；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新郎用价值2000万元的直升机接新娘……
虽然没有人给“土豪”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它所包含的意思已十分清晰。“它所代表的人群其实和前几年的‘煤老板’、‘暴发户’是一个意思,指那些一夜暴富,但只是在经济上暴富了,在个人品味、个人修养、文化层次上并没有达到上流阶层的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者潘磊这样诠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长江则从字义上做了解读:“‘豪’本身就带着暴发户那种味道,‘土’指的就是比较傻、比较粗俗、比较低级的,而不是文明、高雅的,强调的是他们的财富与素质不匹配。”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一个词语或概念的兴起,一定有它特定的社会背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明洁认为,“土豪”现象反映的是一部分国人扭曲的“财富观”,对于财富的支配缺乏价值层面的引导,物质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断裂与落差。
单从“土豪”一词而言,这样的负面评价几乎被所有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同,但这并不妨碍成千上万的网友呼喊“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土豪’是负面的意思,但是和‘我们做朋友吧’连在一起,意思就变了,‘土豪’变成一个不那么令人讨厌的形象,出现在生活里。”潘磊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于长江分析,“土豪”一词的流行与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失衡有关。人们调侃与讽刺的对象不仅是“土豪”本身,更是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与贫富差距现状。
“但人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用鄙视来表达这种情绪,而是带着自嘲或者戏谑的口吻来描述这些现象。”潘磊说。
在网上流行的众多“土豪诗”,印证了这样的心态:“路见不平一声吼,抱住土豪不放手”、“两只黄鹂鸣翠柳,我给土豪敬杯酒”……
“在流行之初,它的确是带着贬义的,但在广泛流行过程中,它本身带着的负面情绪在弱化,慢慢就趋于中性了。因为人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就有宣泄的成分,说着说着情绪就宣泄出去了。”于长江认为,流行词的产生往往都反映了某种社会情绪,但它的不断表达又在消解它所反映的情绪。
流行的是“土豪”这个词,而非“土豪”现象。于长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土豪”现象一直以来都存在,而“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的流行,大大地消解了客观存在的仇富情绪。
对“拜金主义”接纳?
在承认戏谑与自嘲之外,对“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样的表达,潘磊也有一丝担心。
“人们不再抵触这种现象,而是用一种很巧妙的心理构建方式来接受它了。它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在拜金主义浪潮之下,人们发现无法抵抗,所以选择用戏谑的方式来接受。”他担心拜金主义、奢靡之风因此而被主流价值观所接纳。
李明洁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土豪”一说是对无脑消费、拜金主义的一种嘲讽,对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价值观的批判。而这种嘲讽本身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会敦促国人文明消费,减少对物质的盲目崇拜,提高自身精神文化修养。
于长江则认为,中国人一直以来对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反对,其实并不是来源于精神层面的绝对抵制,而是源于对公平的向往。
“我觉得‘土豪’流行背后,反映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它并不代表接纳了拜金主义,而是承认了一种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代表着不同阶层和贫富之间的一种共处。”于长江说。
于长江认为社会是需要不断优化的。“社会有贫富分化没关系,关键在于穷的人要有致富的渠道,阶层不能固化,要有上下流动的渠道”。
看浙江新闻，关注浙江在线微信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