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跟你说，别考了。你要想知道4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在通往机关的考卷上，小邹的故事价值20分。考场里的年轻人要设计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小邹的工作情况和心理、思想状态。
按照考卷上的材料推测，5年前，应届毕业生小邹也曾坐在考场里。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这些年轻人，在考卷上分析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点“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
小邹成了北方某城市机关大院里的一名公务员。这够让机关大门外的年轻人羡慕了，但在命题人的描述中，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作清闲、缺乏激情，提前过上50岁人的生活。如今，还房贷要钱，未来结婚要钱，养孩子要钱，可工作4年他的月薪只有2800元。
“我怎么觉得出题的人有些‘腹黑’，希望通过小邹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想进入体制的人，围墙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看完考题，有人这么揣测。
小邹正考虑离开体制的时候，考卷外，至少上百万名年轻人渴望像他一样，进入机关的大门。24岁的山东女孩小管，第二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了。父母打电话时总不忘问一句：“复习得怎么样了？”他们鼓励小管，考上了有奖，然后又用别人家的孩子鞭策她：“你看那个谁，不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在私企里上班，多累啊！”
公务员意味着稳定，更重要的，对小管来说，“这是唯一能靠自己努力解决户口的机会”。大四时，宿舍里7个女孩，5个都在考公务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下她一个。“我不求做到司局级，只要进去就稳定了，父母就放心了。”小管说。
28岁的小陈更加执着，她连续6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今年“国考”刚结束时，这个围城外的女孩和围城里的小邹同样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有人说小陈走火入魔，讽刺她是新时期的“女范进”；也有人表示理解，“那么多人想当公务员，还是说明里面有好处”。
不管别人怎么看，小陈坚信，只要考上公务员，一切都会不一样，生活会变得顺风顺水，甚至，“找对象也顺利多了”。
“万一这次成绩不是特别理想，还会考吗?”记者问。
“考啊！都已经这样了，坚持到最后吧。”她说。
今年报名参加“国考”的人数为152万。不过，临考试前，其中的40多万人放弃了——这是近三年弃考人数最高的一次。小管注意到，自己的考场里就有两三个空位，“那些一直在考的人，了解到公务员真实的待遇，可能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考下去”。
复旦大学光华BBS的公务员版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往年，这正是大家对答案、晒分数的时候。“这就对了。年轻人应该去企业里创造财富，窝在机关里，大多数人就这样窝完了。”一位已经毕业的校友说。在他印象里，2000年前后，一心考公务员的应届生并不算太多，老师鼓励半天，最后也没几个，据说学校还包了辆车送他们去考场。那时年轻人流行的选择是去外企。
29岁的小魏也劝自己的师弟师妹，如果有其他机会，尽量别当公务员。今年中秋，他坐高铁回家，在车厢连接处遇到一个捧着辅导书复习的小伙子。
“你考公务员？”小魏搭讪说。
“是啊，你也考吗？”年轻人问他。
“我不考，真想跟你说，别考了。”小魏给他泼了盆冷水，“你要想知道几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5年前，小魏和小邹一样参加了那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那时，他已经在市属事业单位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走进办公室，他突然意识到，30年后的自己，还是每天来到这个办公室，就像那些老同事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退休，“那种感觉太恐怖了！”
小魏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报考了中央机关的职位，走进了部委大院。现在，他不仅知道自己30年后的样子，连“50年后什么样子都知道了”。
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是去顶替机关里刚退休的一位老同志。
“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不管命题人怎样描述，在外人眼中，机关里的小邹已经过上了“很顺”的生活。他吃着“皇粮”，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就算有烦恼，那也是“幸福的烦恼”，一个想要进入机关大院的考生这么说。
按照一位领导的说法，令人羡慕的稳定和地位，都是“国家给的”。研究生毕业的小李接受入职培训时听到过这句话：“你们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通过选拔进来，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和小邹的经历相似，小李也在2009年成为一名公务员。工薪阶层的父母得知儿子被某部委录取，十分惊讶，考这个没有关系也能行？
“我没有任何背景，不是‘高富帅’，现在的一切都是职位赐予我的。”小李挺满足地说，“我一个平民子弟，每天接触的都是高层，做的事老百姓看得到，这样的起点非常高。”
刚上班那两年，小李的确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在单位里，要出台涉及该领域的新政策规定时，他常会参与到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在新闻网站的头条位置，小李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那时他感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的自豪”。
入职时，小李的处长曾把几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里，讲了几句话：“我们做每一项工作，推动每一项政策，要有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原则在哪？我们是在为祖国……”
“为祖国”，这三个字就像“平民子弟”一样，让小李浑身一激灵。小学毕业后，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从他嘴里说出来，感觉这工作真有点神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服务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一小群人。”小李至今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不过，神圣感和自豪感有时还是会败给现实。工作快5年了，这个别人眼中的“中央领导”月收入只有4700元，每月房租就要花掉3000元。现在，同学结婚他不去，因为给不起礼金，就算是普通的同学聚会，也得先问清谁掏钱再决定要不要去。
即使比小邹等人早工作一年的北京公务员“家木”，月薪也没有超过5000元。“这个数字在北京养家真是太难了。而且，我们已经无力向自己的同学解释自己的收入，压根没人相信我们挣得少。”同学知道他的薪水后，会立马补上一句：“但是你们福利高啊。”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他们机关端午节不发粽子、中秋节不发月饼、立冬食堂连顿饺子也没有。
“基层公务员现在到底面临怎样的生活现状，社会大众到底有多少真正了解和理解基层公务员的生活？”今年“国考”前几天，“家木”把自己的苦闷发表在网上。
很多人对这个年轻公务员的吐槽并不买账。“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比不上垄断央企，比大多数人好很多。”“嫌低别干啊。”“别忽悠人，那你为什么去做公务员？”
不过，就算收入不高，在体制外的人眼中，公务员还是代表着某种不同。同学聚会时，有人夸张地说：“你们知道吗，那个陈××，人家现在可是‘陈科’！”春节回老家，父母问副科级待遇都没解决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升官？”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老人不知道公务员到底是干什么的，“比研究生还好吗？”
而且，机关里的男青年在相亲市场上很吃香。上海公务员系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郊区那些攥着大把拆迁款的女方家庭，可愿意招个机关女婿了：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多高啊，挣得少没事，咱女方有房子！
“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进入机关大院工作几年后，小邹觉得自己正“逐渐被体制化”。
他的体型、心理，甚至连血压、血脂都在与周围的同事趋同。作为单位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4年来天天如此，没什么波澜。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5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国考试卷上，他“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小邹也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他尝试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别人的活只要自己熟悉的也会帮把手。可他的改变却让周围的同事很不适应。有人认为他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某种程度上，小邹在考题里的工作环境，就是许多机关的现实。不要轻易改变现状，似乎是机关里生存的一个规则。除此之外，这些年轻公务员还遭遇过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在办公室午休时看昆德拉的小说，会被认为“不食人间烟火”；“整天摇头晃脑”会被视为“无法和其他同志相处”；同事之间私下可以关系好，但上班期间“不许乱串办公室”，因为晋升时会有人四处打听情报。
本来，小邹“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是希望“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但遭遇到的尴尬，让他意识到自己追求的节奏与机关的节奏有些不搭调。小邹梦想能有所改变，最后，他走进了心理诊所。
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可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在某市党委机关工作十多年的王处长眼中，小邹的迷茫没什么稀奇。年轻人不适应机关的话语色彩、不习惯机关作风、不认同机关的做法，说白了，是不了解机关，“这是融入的困惑、浅层的抗拒。”36岁的他这样说。
当年，刚毕业的小王也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让自己真正融入机关。他也曾不习惯“党有危难时你能不能陪它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这种话，不明白为什么要“闭上嘴，多干事”，也曾因坚持自己的意见和领导发生冲突。如今，他会很顺理成章地说，“机关就是论资排辈”，“机关就是围着领导转”。
小邹的困惑，王处长能理解，“我也一样有，但我能克制，仅此而已”。
当王处长还是小王时，也考虑过离开体制。如今，他熬到了副处级，不再考虑走的事情。“为什么留在体制内？我经常也想这个事。有人说在机关工作，5年以内想走必须走，不然会逐步消减你的竞争力，确实有这个原因。而且，生活形成稳定状态后，任何人想要打破，都会十分谨慎。”
现在，机关里新来的年轻人也要面对他曾经面对的问题。王处长参加过好几次部门面试，“和领导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是一道常被问起的题，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回答：“充分解释后，执行领导的意见。”
但在现实中，王处长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只能做到前半句。
比如说吧，一件事到底要不要干？处长说“可以干”，到了局长那儿权衡一下“不宜干”，最后部长拍板说“还是要干”。“来来回回，写稿的年轻人就该‘毛’了，他很有血气、有秉性啊，吭哧吭哧写了篇稿子还改来改去，最后急了，‘你玩我啊’。”王处长见过这样的年轻人，机关里把他们划到“不听招呼”的群体里。
在部委工作的小李，就属于这种容易“急”的年轻人。“看到问题我也想改啊。可领导就是希望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想法、我的见解，说出来都会给自己惹麻烦。”最后，小李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愿意做一个螺丝钉，但螺丝钉是不是在一辆很好的车上，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呢？”小李不敢确定。单位里的老同事常喜欢说“一步一步来、慢慢推”，可他羡慕私企里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在体制里，一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太小了。”这个想干大事的年轻人有点沮丧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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