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前审议“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台部分“立法委员”提案通过“修法”适度开放代孕，“代理孕母”相关规定首次被该届“立法委员”正式讨论，或可法制化。台媒称，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长”邱文达表示支持代孕，但配套及管理要做好。
代孕者不能与代孕子女有血缘关系
台湾“立法委员”江惠贞、苏清泉办公室工作人员先后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证实，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6日审查“立法委员”提出的“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江惠贞、苏清泉等“委员”提案，将“代理孕母”相关规定纳入“人工生殖法”。
据介绍，提案增订内容包括受术夫妻条件、代孕者条件、代孕契约、中介机构及胎儿与受术夫妻的法律关系等。
委托代孕的夫妻必须是经过医学鉴定确为不能生育者，且夫妻至少有一方需要提供生殖细胞；提供代孕的人员必须是20—40岁的曾有过生育经历的台湾籍女性，代理者仅提供代孕。
寻求代孕的委托夫妻和代孕者之间的代孕契约，需要向台湾“卫生福利部”申请，双方条件及契约内容经审核通过后方被允许实施代孕。为避免“代孕”行为物化，委员提议应限定代孕次数，并纳入“互助”精神。
根据台湾“民法”相关规定，生母因为分娩与其所生子女自然具有血缘关系。江惠贞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为避免受术夫妻和代孕者日后存争议，提案建议新法应排除“民法”1063条适用，即代孕者仅代理怀孕，与代孕子女并无血缘关系，其血缘关系属于受术夫妻。
“代孕”合法化争论已久“立法委员”首次讨论相关规定
据台湾媒体此前报道，江惠贞接到民众陈情，一对48岁不孕夫妻，因妻子子宫异常，多年尝试生育都苦无结果，因台湾未开放代理孕母，想到台湾岛外寻求代孕，除价钱高昂外也缺乏保障。
江惠贞说，她接到许多相关陈情，显见民间有代孕需求，但代理孕母“法制化”却一路走来坎坷波折，从2004年讨论至今都没下文，应设法往前走一小步，先开放委托者提供合法受精卵代孕，测试社会反应。
江惠贞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北青报记者证实上述报道内容。工作人员介绍，2004年讨论时，“代理孕母”被以专项法的形式提出。当时包括一些妇女团体、儿童组织都提出反对意见，草案此后搁置。
台湾“立法委员”叶宜津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2004年以后，关于“代孕”的讨论局限于民间或者“立法委员”私下里的讨论， “立法委员”们于2013年12月16日，在修法时就“代孕”相关规定的正式讨论属首次。委员们的意见各异，但讨论也是交换意见以期达成共识的过程，“或许了解更多情况，原来的观点会发生变化”。
台湾“立法委员”苏清泉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据她了解，至少该届“立法委员”属第一次讨论“代孕”相关规定。
江惠贞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代理孕母”的相关法规，只是希望纳入到“人工生殖法”，不仅没有作为专项法提出来，甚至没有提议在“人工生殖法”中设置专章。“若设置专章的话，代孕的人群就不仅要考虑夫妇，还得有更多的人群”，工作人员说，目前是希望“跨出一小步”。
“立委”意见仍存分歧担心代孕会出现“阶级化”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长”邱文达表示支持代孕，但配套及管理要做好，让代孕者与代孕子女不能有血缘关系。
江惠贞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12月16日，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立法委员”提出的“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立法委员”们就“代理孕母”进行讨论，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都有。
据介绍，反对者的意见包括：代孕会出现“阶级化”。有委员认为，尽管提案禁止“有偿”代孕，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杜绝私下里或以其他名目进行的财物输送，如营养费等。如此一来，提供代孕者可能是经济贫困人员，而寻求代孕的则是有一定经济能力者，“互助”可能成为富人找穷人借腹生子。
还有委员认为，社会上有弃婴，无法生育的夫妻可以通过领养等养育孩子。
江惠贞办公室工作人员称，赞成者认为，“代孕”是为无法生育的夫妻多提供一个选择，可通过完善管理来达成，如果总担心物化、阶级化，“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据其转述，台湾“卫生福利部”相关人员也参加会议，并认可通过微调法律将“代孕”导向法制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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