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局副局长宋在平等嘉宾走进山西晚报新闻会客厅，接听山西晚报热线0351—4286666，为农民工讨薪支招，历时两小时。热线接听结束之后，宋在平及山西晚报副总编辑李红霞，共同为“讨薪小分队”授旗。随后，讨薪小分队将根据热线反映情况奔赴全省各地，对欠薪事件进行调查采访，帮农民工兄弟讨要辛苦钱。2013“岁末情暖农民工·讨薪行动”自此正式启动。(本报昨日3、4版报道)
为农民工讨薪支招，组织“讨薪小分队”替农民工兄弟讨要辛苦钱，可谓情意浓浓，但这其中，却也包裹着几多悲怆：岁末年关，本应是农民工兄弟满载而归的时节，但到头来，却连最起码的血汗钱都要诉诸间接的维权路径，着实可悲。如许粗粝，对比此前网络热传的“民工高薪表”，更让人五味杂陈。
无良雇主之所以敢肆意罔顾农民工权益，恶意欠薪，自有其底气。一方面，农民工维权知识缺乏，个体力量孱弱而又难以形成有效的维权合力，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其在蛮横的资方面前，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诉诸效果式微的“讨薪艺术”；即便是以正常渠道维权，又因劳动合同的不规范，考勤表、加班记录的缺失等，导致可靠证据缺乏，权利难以主张。
另一方面，从监管机构来看，一般而言，劳动监察部门奉行“不举不究”的理政规则，主动性缺乏；而农民工由于维权知识阙如，也往往丧失主动求助劳动监察部门的机会。等到要诉诸司法时，又或会因诉讼时效过期铩羽而归。种种错配下，农民工的权益自然难以得到维护。
也正是基于此般维权窘境，行业代表与民间组织、政府职能机构联手，为农民工权益保驾护航，就尤为必要。就譬如此次“情暖农民工·讨薪行动”，由山西晚报牵头的讨薪行动中，囊括了政府机构、法律专家、民间法律组织以及公益人士，主体多样的“讨薪小分队”，功能完备，想必会对农民工维权产生积极作用。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悉，在连续九年的系列行动中，山西晚报组织的“讨薪小分队”先后帮农民工讨回欠薪8755万元，惠及农民工逾万名。
“讨薪行动”，人情味儿十足，虽只是一年一度的间断性行动，但起而行之总比坐而论道更实在，起码可以成为农民工日常维权渠道的有效补充。
事实上，我国在农民工的维权上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欠薪入罪、高温立法等。就省内而言，我省在今年也已在建筑领域实行了《农民工工资支付登记卡管理执行办法》，工资直接打入农民工账号，避免工资早挪用、克扣。但，制度有了，却也未必能保证实际操作的无缝对接，引入其他补充性维权力量，或就十分必要。
更应看到，在农民工的权益链条上，整治欠薪，只是权益保障的一环。在其他方面，比如工伤48小时的生命尴尬，同工不同酬的就业歧视，以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问题，都还亟待完善。而这些问题，显然又不是一次两次的媒体呼吁与间断性的讨薪维权就能解决的，最终还是要靠法律完善与制度跟进。也唯有如此，像“情暖农民工·讨薪行动”这样的公益活动，也才能有刚性的制度保障，不致被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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