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支军队所向披靡，不仅在于演兵场上掀起的尘沙硝烟，更在于内心深处升腾的烽火狼烟。
2014，又一个甲午之年。
2014，全面深化改革之年。
承载着历史之痛与使命之重，一场群众性的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在全军部队蓬勃开展。
从领率机关到基层一线、从作战部队到保障单位、从中军帐到演兵场，处处奔涌着一种激昂的强军脉动——学习教育越深入，准备打仗的思想发条拧得越紧；讨论辨析越激烈，革故鼎新的头脑风暴来得越急；实践转化越自觉，敢打必胜的亮剑底气蓄得越足。
这是军事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和平积习的一次思想大扫除，是聚焦打仗的一次思想大发动。
大讨论像一副“清醒剂”，唤起大国军队的大忧患。
大讨论像一块“磨刀石”，砥砺大国军人的大担当。
大讨论像一通“催征鼓”，推动强军兴军的大进军。
(二)
“香格里拉”，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然而，6月2日闭幕的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某些大国奉行的则是冰冷的“丛林法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用寓言诠释了这一法则：面对兔子、山羊等弱小动物“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的诉求，狮子大吼一声：“你们的利爪在哪里？”
何谓“利爪”？就是一些人“永远不需要征求别人许可”的“例外论”，就是一些人“我们的航母在哪里”的“大棒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告诉我们，只要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争就不会自动从人间消失。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当今世界，战争的本质没有变，战争的根源没有变，制止战争的途径没有变，把战争利器“送到古物陈列馆去，跟纺纱车和青铜斧一并陈列起来”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
今日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未如此之近，民族复兴的阻力也从未如此凸显。这种阻力，突出表现为错综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表现为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发展环境。我国周边热点增多，燃点降低，个别大国在亚太地区煽风点火，日本军国主义欲借尸还魂，少数亚洲国家拉大旗作虎皮，不断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上挑起事端，东海、南海波谲云诡，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
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反躬自问，我们拿什么来保证国家不被侵略不被颠覆不被分裂？拿什么来保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被破坏？拿什么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不被打断？
(三)
“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
对于一支军队来讲，只有真正具备打赢能力，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不战而屈人之兵。反之，军事实力弱，战斗力不强，不仅会受人欺辱，而且战争最终还会被强加到自己头上。
习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鲜明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强军目标的核心是能打仗、打胜仗，强军目标之“强”，说到底是打赢能力强，是战斗力强。战斗力始终是军队兴衰成败的最终决定力量，战斗力标准始终是衡量部队建设的硬性标准。战斗力标准的高度和硬度，决定强军之路的宽度和厚度。战斗力标准起点高、落点实、要求严，强军之路就能开拓得更宽、更广、更长。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军事力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和发展对军队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发生战争，军队必须能决战决胜。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
然而，“两个不相适应”“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能打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是最致命的短板，最要命的弱项。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三个能不能”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是当代革命军人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更是军队建设发展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四)
法定而事遂，本立而功成。
商周时期，周武王提出：“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岂有法乎？”对这个关于“法(标准)”的提问，姜太公作出了“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的回答，说明治军打仗不仅有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威力发挥。古今中外，战争形态有不同，军队性质有区别，但一部世界军事史说明，坚持“按标准办事”，军队才有战斗力，才能打胜仗。
习主席把握天下大势，纵观时代风云，着眼战略全局，要求全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强调“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这些重要论述，把战斗力标准的权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战斗力标准的实践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军对军事实践活动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唯一的”“根本的”这个双重定语，就像一条经线和纬线，标定出战斗力建设在强军兴军征程中的历史方位；就像一条横轴和纵轴，确立起战斗力标准这个衡量部队一切工作的时代坐标。
作为根本标准的唯一性，意味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活动，包括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各方面建设，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方面工作，具体标准可以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即战斗力。作为唯一标准的根本性，就是说在军事领域各项活动中，战斗力这个贯通和总揽全局的唯一标准带有基础性和支配性，是管根本、管方向的。如果把“唯一”当“之一”、视“根本”为“基本”，各种土标准、潜标准、伪标准就会滋生蔓延，战斗力建设的大厦就会摇摇欲坠。
战斗力标准既是军事标准，更是政治标准。听党指挥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通过能打胜仗具体体现；践行宗旨也不是一个空泛的政治表态，而是要通过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充分彰显。
战斗力标准既是工作标准，更是战斗标准。尽管我军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但战斗队职能始终没有变；尽管我军的使命任务不断拓展，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责任。“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战斗力标准既是作风标准，更是能力标准。能力之痛是根本之痛，能力差距是致命差距。一旦有事，军队不仅要豁得出去，还要顶得上去；不仅要敢于亮剑，还要决战决胜；不仅要让人民爱，还要让敌人怕。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那种认为打仗就是打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工作等与战斗力标准关系不大的观点，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狭隘了。那种认为战斗力标准可重可轻、可硬可软，甚至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标准取代战斗力标准的观念，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泛化了。那种对“米秒环”恋恋不舍、对“跑跳投”念念不忘、对“铁流滚滚”津津乐道的心态，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滞后了。澄清这些模糊认识，纠正这些错误理解，战斗力标准才能成为引领部队发展的“风向标”、统一行动号令的“指挥棒”、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
(五)
沙化的土壤，保持不住必要的水分；板结的土地，涵养不了发达的根系。不打仗思想、本位主义、守旧观念等不破除，官兵的头脑就会“沙化”和“板结”，战斗力标准就难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中，一位领导深刻反思了几年前亲身经历的本单位的一件事：某新型火箭弹下发部队后，恰逢单位军事主官在外集训。按照训练计划，部队应该马上组织打实弹。但思来想去，反复斟酌，怕出事的想法占了上风，单位最终取消了计划。
这种事情也许只是个例，但背后的不打仗思想值得警惕。
只想在部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悠悠哉哉地混日子，只想混个一官半职、谋取待遇，只想把部队管住不出事就行，只想绿化美化不想实战化，只想“当兵两三年、平安把家还”，这些不打仗的思想，害莫大焉。
部队建设像个大棋盘，而部门、单位和个人是小棋子。大棋盘容不得“小算盘”。建设中“你有，我也要有”的攀比，部门间“你重要，我也重要”的纷争，演训中“你主导，我也要主导”的掣肘，提拔时“你上，我也要上”的角逐，名利前“你争，我也要争”的计较，都是本位主义“小算盘”惹的祸。
一旦陷入本位主义的泥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打转转，只想本位利益的“口袋”鼓鼓的，战斗力标准就会成为立不起来的“空口袋”。
海湾战争结束后，得胜而归的美军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没有要求加官晋爵，而是坚决要求退役，理由是自己的观念“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
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说：“唯一比向一个军人灌输新观念更难的，是去掉他的旧观念。”照一照信息化战争这面“镜子”，那些守旧观念、守常思维、守成思想，是多么刺眼和不合时宜！
如果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就会成为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如果嘴上说的是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实际上对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却一知半解，就只能是看西洋镜，不得要领；如果嘴上说的是不改革不行，但改到自己头上时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有困难，就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
任何一支变革图强的军队，都涌动着奔腾不息的“观念洪流”；任何一种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都经历过凤凰涅槃的“思想阵痛”。只有打破守旧观念的禁锢，突破守常思维的羁绊，冲破守成思想的藩篱，在变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谋发展、在进取中求跨越，才能抢占先机、制胜未来。
(六)
一位学者曾对近百年中国旧军队的衰败规律做过统计分析，结论是“从组建到丧失战斗力大抵30年左右”。衰败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作风腐化。
虽非燃眉之急，恰是危亡之渐。不良作风对战斗力标准的腐蚀是渐进的、隐蔽的，却是致命的。犹如温水之于青蛙，使一支军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绝境；犹如蚁蛀之于长堤，在日侵月蚀中溃于一旦；犹如流感之于人群，在相互传染中失去抵抗；犹如膏肓之于肌体，在无可救药中徒唤奈何。
中外历史上，多少军队曾摧枯拉朽、不可战胜，威风八面、称雄一时，但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倒在了作风上。无论是古罗马大军，还是拜占庭帝国军队；无论是蒙古铁骑，还是满清八旗兵；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是洪秀全的太平军，其衰亡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引为镜鉴。
不管曾经创造过多少辉煌，赢得过多少胜利，一支部队只要作风坏了，战斗力的瓦解就不可逆转，战斗力标准的锈蚀就难以遏制。
北洋水师校阅，“徒求其演放整齐”，为让“看官”尽兴，竟请来杂耍助阵，故一临战事，便分崩离析，全军覆灭。“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一役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虽职事所司，未谙窾窍，临敌贻误自多。”
军事训练不是演戏，角色、道具、布景、走场都事先设计好了，大幕一开，锣鼓一响，上去就照设定的套路一板一眼地演，演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实效。训练场上唱“折子戏”，战场上必然没戏可唱。
习主席强调，军队抓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贯彻和体现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抓战斗力不抓作风不行，抓作风必能提高战斗力。
我军的赫赫威名和良好形象，是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也是优良作风树起来的。从井冈山的挑粮小道，到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从西柏坡最简陋的指挥部，到朝鲜长津湖那不屈的“冰雕”，正是这种优良作风，催生了我军强大的战斗力。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为什么个别单位“硝烟味”日淡，“生活味”渐浓？为什么有些部队养兵环境越来越好，练兵条件却不见改善？为什么有的人想生活享受多，想打仗事情少？为什么“旧五多”还没有完全遏制，“新五多”又粉墨登场？为什么急难险重任务结束了，快捷高效的工作作风就不见了？诸如此类的“为什么”，都与不良作风对战斗力标准的侵蚀密切相关。
兵不在众，以治为胜。抓作风与抓战斗力同向用力，立新风与立战斗力标准一同推进，作风建设与战斗力建设就会同频共振、同生共长。
(七)
这次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上至领率机关，下到基层班排；上至军委领导，下至普通一兵，层层深入发动，人人全程参与。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在我军的集中教育活动中是少有的。
随着大讨论的深入，一方面“抓手”越来越往下沉，向一兵一卒延伸；另一方面“层级”越来越往上移，向领率机关聚焦。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讨论的广度，后者就标志着讨论的深度。因为“层级”上移源于这样的共识：影响战斗力标准树立的深层矛盾和思想根子主要在领率机关，打破瓶颈的主要责任和推动力量也在领率机关。
领率机关肩负着把方向、议大事、树导向的重要职责，作出的每一项决策、拿出的每一个主意，都可能对战斗力标准的树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领率机关与基层部队是中枢与末梢、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上面偏一寸，下面就会偏一尺。如果讨论来讨论去、抓过来抓过去都在基层，就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就抓偏了、抓虚了、抓空了。
在一次跨区机动战役演习中，广州军区某师的一辆战车在狂风大浪中意外沉海。演习是停下还是继续？各级心里都在打鼓。军区首长掷地有声：“打仗会死人，训练也可能死人，演习照常进行，有什么责任我来担！”试想，要是高级指挥员不敢担当，部队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对抗？演训怎么能贴近实战去组织？
领率机关是战斗力标准这把尺子的制定者。尺子合不合用、能不能管长远，取决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前瞻性。
早在2000年，美军参联会就制定了20年后的联合构想，成为指导美军联合部队建设和未来联合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顶层设计的理念，值得借鉴。把战斗力标准落到底，既要重视从工作指导上研究解决问题，又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来规范和引领，确保长期坚持、有序推进，避免乱铺摊子、乱建项目，“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直面问题不回避，深挖根源不遮掩。讨论中，有些问题基层部队认识到了，但自身无力解决。比如，作战训练条例更新难，实战化训练环境构设难，军兵种互联互通难，装备革新经费保障难，新型装备人才补充难，等等。这每一“难”，都像一根绳索，捆着战斗力建设的手脚。而解决每一“难”，都需要领率机关主动作为。
有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移一子而活全盘。比如，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等。这些弊端不克服，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领率机关应该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自我革命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攻难关，敢于打破条条块块、现有格局，为促进战斗力跃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八)
战斗力标准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思想上立起来不易，实践中落下去更难。
一个单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重视什么轻视什么，既反映对待战斗力标准的态度，更体现落实战斗力标准的力度。导向立在哪里，官兵心思就会往哪里聚焦，各项工作就会向哪里用劲。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工作导向、评价导向、资源导向等，就等于绘出了何去何从的路线，提供了孰对孰错的答案。
--选人用人的“刻度”，什么时候都应定在打仗上。如果平时重用热衷“点菜的”、冷落善于“点兵的”，偏爱会来事的、疏远会干事的，战事兴起，谁来指挥？鼙鼓催征，良将安在？
--有时候做“减法”比做“加法”、知道“不干什么”比知道“该干什么”更重要。那些只为利想、不为战谋的忙，那些只愿栽速生杨、不愿种公孙树的忙，那些周旋于迎来送往、沉湎于文山会海的忙，忙得越多对战斗力建设的危害越大。
--刻度越清、精度越高，评价就越准。作为一把评价的标尺，战斗力标准需要量化、细化。如果刻度不清，黑哨裁判、暗箱操作、人情干扰就很难避免；如果精度不高，模糊判定、概略标定、主观认定就很难杜绝。
--战备需求、战场需要就是资源投向。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一滴油都用在紧要处，才能确保有限的军费、宝贵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不当处若靡费千万，该用时必捉襟见肘”，决不能让国家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落实“铁标尺”，需要“硬规矩”。战斗力标准的硬度，取决于平时奖惩的力度。赏一人而三军乐者，赏之；罚一人而三军震者，罚之。如果对违背战斗力标准的人和事，睁只眼闭只眼，在处罚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就会使追责问责的“快刀”钝化。
对那些轻视、漠视、无视战斗力标准的行为，就是要板子打在具体人身上，让他们确实吃到苦头、受到惩罚。对那些真想、真用、真抓战斗力标准的官兵，就应该让他们尝到甜头、得到奖励。只有让规矩“硬”起来，战斗力标准才能贯穿到军事斗争准备的全过程，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各领域。
(九)
“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
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从头到脚的距离。因为从思想到行动，必然会遇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矛盾，面临许多无法选择又必须选择的困境：
都说不以事故定乾坤，但事故之责谁来负？都说功成不必在我任，但潜绩如何来考核？都说唯实不唯上，但领导不满意怎么办？都说演习不能像演戏，但演砸了咋收场？都说按打仗标准来选人，但打仗标准谁来定？都说莫为亮点遮望眼，但没有抓手工作咋推动？
……
诸如此类的“基层之问”，答案也许在大讨论之中，也许在大讨论之外。
当全军上下敢于提出这类确实难解的问题，勇于求解这类看似无解的问题，就意味着从认识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打通。
时间是最好的“显影剂”。
那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此，今天的战斗力标准大讨论亦如此。
战争是最严酷的“审计师”。
一声令下，是最终的检验；战则必胜，是最好的答卷。
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军将士时刻等待出征这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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