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在上海社联大楼群言厅举办了主题为“邓小平时代与中国大转折——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座。80年代中期，张维为教授曾担任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英文翻译。演讲中，他从邓小平“犀利、坚定、深邃、意志如钢”的眼神谈起，回顾了邓小平会见金日成、穆加贝、罗林斯等外国领导人的经历。演讲全文如下：
张维为：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邓小平与中国大转折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上海社联，到“望道讲读会”来谈谈邓小平与中国历史大转折，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对邓小平的回忆、观察和研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一直在播电视剧《邓小平》，有人问我这个电视剧拍的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演员总体上是可以的，特别是讲话、声音、用词、语音、语调都很真、很像，但是如果说有一点点遗憾的话，那就是他似乎没有邓小平的眼神，邓小平的眼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般情况是很淡定、慈祥的老人，但你仔细观察他，特别是他讲话，哪怕一刻钟，他的眼神会给你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犀利、坚定、深邃、意志如钢。这是不能苛求的，电视剧里的演员当然是个优秀的演员，但是要有邓小平相同的经历、智力、阅历，那是不可能的。
昨天看到那一集讲的是恢复高考，我是从工厂里直接考进复旦外文系的，不容易，我当时真没想过还会有机会读大学，我在工厂里工作了三年，然后参加了77年的高考。但有一点挺好，我们从听到高考的消息到参加高考，好像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吧，没有像现在那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备战高考。但那年考上大学的都是平时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厂在上海郊区，从徐家汇坐50路公交车到底。我们的厂长特别高兴，厂里去了三十多个人考，就我一个人考上了，而且还是复旦，厂长就用卡车敲锣打鼓一路把我送到家里，把喜报贴在我家弄堂口。我哥哥也在同一天收到复旦物理系的通知书，当时全家的欢快心情今天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来谈谈邓小平。邓小平首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只有近距离接触才容易感受到。我这里讲一段经历，1987年11月我给万里副总理做翻译，当时采访万里的是美国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他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的副总编，80年代写过一本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重走了长征路，采访了上百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和士兵，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他写完长征之后，还想写一本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他想写邓小平。当时中央军委的杨尚昆支持他的写作，他想见的领导人几乎都见到了，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就是没见到邓小平，所以索尔兹伯里见到人就问邓小平。他见到万里副总理也问邓小平，万里先讲了邓小平1974年让他抓铁路，当时造反派在徐州打派仗，铁路无法正常运行，邓小平下令说你去把闹事都抓起来，一天抓一个，一年抓365个，必须确保京沪线通车。
万里无意中透露出曾与小平打桥牌。索尔兹伯里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题目，他说：打桥牌是很有意思的游戏，一般玩游戏都希望有一点刺激，有的人喜欢有点钱，有的喜欢其它事情，你们中国领导人打桥牌，有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万里说我们也有，我们是谁输了就钻桌子。索尔兹伯里抓住这个细节，他问如果邓小平输了的话，钻不钻。万里笑了，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说邓小平牌打得好、牌技高。索尔兹伯里追问，他从来不输吗？不可能吧？万里说，他输了我们其他人都会说：你不用钻了。到最后万里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说：这是我们大家定的规矩，谁输了都要钻，但他始终没说邓小平钻了桌子，回答完了，他自己也大笑。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小平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但邓小平总是说‘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于是他就钻了起来，但由于身材矮小，邓小平钻桌子比较容易。”虽然这是个比较轻松的故事，但也说明邓小平的一个特点，他比较讲规矩，是个定了规矩就认真做的人。我们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例如选贤任能制度、梯队接班制度等等，现在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这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邓小平有个性的故事还有很多。那年他见意大利记者法拉齐，法拉齐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中间休息的时候。邓小平问他：“你跟你父亲也这样说话吗？”法拉齐说是的。邓小平笑着说，那你父亲不给你一个耳光吗？小平是一个很本色的人。实际上很多老外也喜欢这种个性，法拉齐采访邓小平后写了很长的感想，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人，很有个性，很犀利。
金日成和邓小平在一起
这张照片是金日成和邓小平在一起，放这个照片是想回忆一段往事。我是1983年进外交部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刚进去时我们的级别还比较低，当时就出现一个矛盾，我们自己翻译的东西自己不能看，属于绝密文件。但翻译要熟悉领导人的讲话，熟悉他们的思路、口气、惯用语、引用的诗词等，翻译室领导就请示部领导，后来我们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1982年与金日成的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朝鲜经济非常困难，金日成跟邓小平说，我们想尽办法克服自然灾害，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将军曾说，巴基斯坦的科技人员发现鹌鹑蛋营养比鸡蛋要高两到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地养鹌鹑，这比养鸡更划得来。我觉得这是很新鲜的事，但邓小平没有特别的反应，而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回顾了1978年9月访问朝鲜之后，在中国东北一路视察时所讲的一些话，现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邓小平的这个“北方讲话”了。“北方讲话”中有几点非常关键，一是提出要解决思想，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二是明确讲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这段话收录在《邓选》第三卷里：“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多数地区处于贫困状态，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另外，当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华国锋主席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当时习惯的说法是要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邓小平说什么叫“进行到底？”他说“我看半年差不多了，运动的时间不能过长，把班子调整好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希望尽快把整个国家转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轨道。
他当时就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到长春市，他跟长春市的领导人说，是不是要考虑让政府变成为发展经济服务，这是1978年。另外他还说，我们关起门来不行，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到大庆参观，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大庆当时有计算机。他问：你们的计算机每天开启多少小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天两个小时，他说这怎么行，这和拨算盘差不多，计算机要搞一个计算中心，24小时开放，形成一个网，可见他当时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我回顾这一段历史，虽然不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想说明这么一点当其他社会主义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考虑的还是小打小闹，技术性的改革调整，邓小平已经在考虑根本性的问题，要进行思想路线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现在回头看，这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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