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回荡在1982年9月24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首次就香港前途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会谈。亲历整个中英谈判过程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位铁娘子碰到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被毛泽东主席封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
“主权问题一分一毫都不能让”
周南表示，邓小平在这次谈判中，不仅强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还说了重话：“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虽然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给了对方“当头一棒”，但英方并没有死心，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继续就“主权换治权”等一系列涉及主权问题与中方纠缠。
周南回忆，在耗时两年、多达22个回合的谈判过程中，英方多次企图修改协议文件中的内容，如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改为“完全自治”和“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英国人员可以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文职中最高职位”等。这些招数都被邓小平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邓小平指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
而后英方又对中央在港驻军问题百般阻挠。在一次有中外记者在场的谈话中，邓小平拍案而起：“为什么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香港回归后中国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如果这点权力都没有，还讲什么恢复行使主权？”英国的态度不得不软化下来。周南感叹，这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这位亲历了中英谈判曲折进程的老人感慨万千地说：“回顾那一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回忆说，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中央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不能再晚；二是收回香港以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周南回忆，在基本法起草阶段，邓小平很关心要为特区政府制定一个能确保长期稳定繁荣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他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他还讲到，搞普选也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步一步地来，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最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小平的指示在基本法中规定了特区应采用‘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确定了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的原则，逐步发展民主。”周南说。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主任鲁平说，在基本法四年零八个月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还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并给予了鼓励和支持，“使我们和香港委员一起，完成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1990年2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基本法起草委员和工作人员。陈佐洱在《交接香港》一书中回忆道，邓小平指出：“你们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这就是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一国两制理论没有过时”
“一国两制”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因此曾被国际社会和许多香港人视为天方夜谭。鲁平回忆说，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就指出，我们将以特殊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不变。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已经勾画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
鲁平说，在这以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邓小平亲自找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人来谈，并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核心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
陈佐洱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之一，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理论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香港回归十七周年之际，周南发表了一篇题为《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没有过时》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必须是“以一国为前提”；“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且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和必要时进行干预等精辟论述。回归后，有人说小平的这些指示“已经过时了”，可以丢在一边了。果真如此吗？
周南说，回顾十七年来的进程，人们可以看出，只要小平同志对于回归后局势发展的预见和布置得到全面和认真贯彻的时候，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会有积极和正面的发展。反之，就会有负面的表现。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和一系列相关指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长期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值得人们对照现实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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