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震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
■ 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相互争霸所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一战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二战是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
■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以及和平理念的普及等，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 中国既是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国对亚洲保持和平和繁荣负有重要责任，不会让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扰。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投入。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过去了75年。百年沧海桑田，世界今非昔比。然而，人们对百年之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难以忘却，国际史学界围绕一战、二战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讲史离不开论今，聚焦历史折射的是当代的疑虑：21世纪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
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权力的争夺是自掘坟墓
20世纪留给人类最深刻的教训是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权力而发动的战争；留给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是和平，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英勇斗争赢得的和平。
回顾一战历史，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去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德皇威廉二世1888年登基后，就显露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抱负，他推行具有强烈殖民扩张色彩的“世界政策”，进一步激起德国社会鼓动战争的情绪。面对已被欧洲几大老牌帝国瓜分殆尽的世界，德国加紧扩充军备，企图通过战争改变格局。垄断资本阶层更是对夺取海外权益急不可耐。
一战爆发前夕，德国已攫取了29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在新帝国中获利最多。然而，当时大英帝国已拥有超过本土面积110倍、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法国也占据了106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国虽经济、军事实力已超越英、法，但殖民所获却小巫见大巫，对“残汤剩羹”自然不满足。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贪婪的本性敲打着战争的鼓点。
1914年6月28日，在巴尔干小城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由此点燃一战战火。这是第一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双方阵亡军人达900万，受伤人数可能有两倍多。此外，还有大量平民伤亡，甚至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和病疫。在欧洲许多小镇都能看到纪念一战亡者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冰冷名字记录着无数家庭失去的儿子、丈夫或者是父亲。这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自己造成如此惨重的祸害。
战争的结局是发动者没有估计到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都走向崩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得以建立。英法等战胜国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制裁，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未对战争罪责和极端思想进行彻底清算，一战后对政治疆界的划分也埋下许多至今仍不时发酵的纷争种子。战败后的德国没有认输，也不甘心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惩罚。不到1/4世纪后，当西方遭逢经济大萧条之际，脆弱的欧亚格局再次面临挑战。诚如法国元帅福煦看到《凡尔赛和约》时所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
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了声称要谋求“生存空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也早已点燃扩张和侵略的战火。这场被描绘为“侵略者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战争更加残酷，死伤不计其数。而被侵略、占领的国家和人民则进行了更加英勇顽强的抵抗和反击。二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欧洲列强丧失霸权地位，日本侵占亚洲国家和争夺世界权力的野心也最终破灭。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反殖反帝斗争风起云涌，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谋求自身发展，开始联合自强，不结盟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为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重要基础。
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实质上仍然是基于大国实力划分势力范围。此后，美苏为争夺霸权展开激烈角逐，使世界陷入长达40余年的冷战。虽然两大集团力量的相对平衡维持了基本和平，但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断引发冲突，使世界长期面临战争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走向终结，人类社会开始朝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方向大步迈进。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动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使位居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蒙受如战败国般的屈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当政者投机、软弱的强烈不满。孜孜以求寻找救国之途的志士仁人对西方列强彻底丢掉了幻想。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思想大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航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军国主义率先于1931年发起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国人民独立展开局部抗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人民结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全国军民浴血奋战，战胜了侵略者。经过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百年内发生的这两场战争，给人类留下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和相互争霸所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两次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一战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矛盾不可调和。二战是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在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侵占他国、称霸世界的共同目的支配下，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了二战，一些大国推行的绥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同战争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的是：第一，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是人类和平事业的真正危险；第二，战争必然引起反抗，进而也会导致革命，侵略者发动战争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三，用战争手段扩张领土、瓜分势力范围的时代走到了尽头。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只有超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旧时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防止战争爆发的根本之道。
超越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以及和平理念的普及等，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此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印证了他的敏锐眼光。中国不仅预见到时代的变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利用全球市场的领先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政策也让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成功为全球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世界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世界也充满活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公元1000年至1820年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90多年时间转向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在进入21世纪头10年的短短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向东方快速回移。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但时代转换不像翻书页一样简单，历史逆流仍在一些地区涌动。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和战争数量虽有下降，但导致较多人员伤亡的地区冲突和一定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21世纪走向和平的路途充满曲折，和平时代的光明不时被强权的阴霾遮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并未摆脱“赢者通吃”的霸权惯性思维。冷战后许多涉及国际介入的国内冲突，都与西方输出其政治模式有关。西方对全球化的希冀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企图实现全球政治西方化。
尤其美国追求独立主导世界事务，在全球范围不断强势推进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动辄使用武力，甚至编造发动战争的“借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相继陷入动荡，形形色色的“革命”从中亚扩展到中东。新一轮地缘争夺在各种政治辞藻的包装下推进着。这一切都彰显后冷战政治冲击波的印记。冷战历时40多年，理论上讲，20多年前就终结了。但事实上，这个结束的过程至今未画上句号，冷战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前伊拉克面临分裂的严峻局势，最恰当地说明了在政治制度上强加于他国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国是新时代繁荣的贡献者、和平的守护者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是否愿与各国一道去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也至关重要，需要以自身的行动去回答。
回顾百年之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学界热衷寻找新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他们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发现新的争夺和冲突的引发点，中国不幸成为“躺枪者”。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方学界长期持有的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分割世界权力、取代现存强国地位，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张。因而他们尤其关注快速发展的中国。亚洲的强劲增长对美国有巨大的吸引力，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出美国强化对亚洲掌控力的愿望。
亚洲这些年确实也不那么太平，主要是有个别周边国家开始在海上领土争议问题上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钓鱼岛争议问题上，日本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妥善解决分歧的意愿，反而借此虚构中国对日本存在国家层面的威胁，恐吓国内民众、争取美国支持，目的是实现突破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这种错误态度和危险倾向倒让人回想起一战后德国不服战败结果，重新动员起军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二战后亚洲受到冷战气氛的影响，对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令人对其未来走向存疑。
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肃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否认侵略、制造矛盾的错误做法，不能允许个别人和个别国家不负责任的言行改变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势。无论域外力量如何解读或者利用那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个案，中国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一方面对挑衅予以严肃有力回应，绝不手软，并有效把握住了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坚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当今亚洲的主题仍然是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求合作，亚洲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把重点放在持续发展和解决民生等方面。亚洲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国既是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国对亚洲保持和平和繁荣负有重要责任，不会让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扰。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8月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演讲中，在谈到亚洲国家如何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时指出的，“要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所向，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面向未来、合作共赢的原则，更多用东方智慧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投入。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与周邻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些都更加贴近亚洲等国家的利益聚焦点。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支持其保持包容性和协商性。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增强自身保卫和平的军事能力、应对以及处理矛盾和争端的外交能力，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和平与安全仍需要实力来保障。
回顾5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人类还没有整个世纪不陷入战争的经历。要让21世纪切实走出旧时代战争与冲突的怪圈，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对中国自身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必须也必然是21世纪繁荣的建设者和和平的守卫者。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7月在巴西议会演讲中重申的，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意同各国一起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回顾一战二战给人类带来的深刻教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在全球确立更加鲜明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立场，如何能够在国与国之间树立更加公正、公平和公道的交往原则，如何使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等公器切实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这些都是新时代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中国为世界和平有所担当的着力之处。中国需要尽快提高自身能力和国际意识，未来中国参与其中的新格局应是超越旧理念的，是多极的，应能尊重和包容各方利益，通过大国间和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与合作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应能更加有效约束大国间的矛盾和分歧，制约为私利动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应能团结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确保21世纪成为人类共同享有、共同建设的和平合作新世纪。
（作者：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牛京辉 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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