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傅君华颤巍巍抬起左脚，手掌大的溃烂依旧悚然。但就像是苦海尽头露出希望的滩头，张开的创面逐渐变浅，边缘正生长出粉色的新肉，约三分之一则已结痂、收口。
去年4月14日，本报刊登长篇通讯《抚触七十年未愈的伤口》，实录浙江、山东两地大学生志愿调查日军细菌战历史，引发各界关注，多家企业主动捐赠药物、关爱老人。
今年6月下旬，记者走访浙江丽水、衢州等“烂脚病”重灾区，实地探访炭疽受害者的生存现状。然而，情况并不如人意。搭建政府主导、多方合力的救助模式，为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提供制度化的医疗服务平台，已迫在眉睫。
秀山丽水难掩疮痍
莲都区地处浙江省丽水市，以盛产莲子闻名。时值初夏，蜿蜒的乡村公路两旁，阔远的荷塘一望无边。荡漾的清波间红花映日、碧叶接天，风情万种地摇曳，蒸腾起沁入心脾的荷香，不禁让人目酣神醉。
秀山丽水，却难掩70年前遗留的伤痕，相反，将疮疤映照得更加赤裸。
林宅口上田村的老屋前，82岁的冯欢喜发型清爽、衣着整洁，谈笑风生就像相熟的邻家老人。正是如此，当他卷起裤脚、揭开纱布，露出那片触目惊心的伤口时，震恸来得猝不及防——大面积溃烂从脚踝蔓延至小腿，粉红色的创面坑洼凹陷，外缘皮肤斑驳皲裂，布满焦炭般熏黑的纹路。
十三四岁就开始烂脚，冯欢喜已经习惯与伤痛为伴，工作、娶亲更是饱经艰难。伤势能否痊愈？早就不抱希望。只是，与所有相似遭遇的老人一样，他终其一生都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要受这样的噩运？！
1942年5月至9月，侵华日军为报复美军对东京的轰炸，沿浙赣铁路及周边机场发动袭击，一路烧杀淫掠，并悍然实施细菌战，从地面、空中投放伤寒、副伤寒、鼠疫、炭疽、霍乱等毒菌，致使疫情四起，哀鸿遍野。
“浙赣沿线，萧山、富阳、诸暨、浦江、义乌、兰溪、金华、汤溪、龙游、衢州、江山、遂昌、松阳、丽水等十余旧县乡镇，都曾暴发群体性烂脚病。”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筹)会长王选痛陈，在丽水、在浙江，这样的“烂脚老人”还有很多。
惨绝人寰的炭疽浩劫，受害者难以计数。有些在感染之初就惨然病逝，有些熬不住折磨选择自杀，有些迫于无奈只能截肢，有些永久丧失劳动能力……饱尝苦痛、屡遭歧视，身心俱伤一言难尽。
冯欢喜是莲都区6月初最新发现的幸存者，70年时间流逝，从无知幼童走向耄耋。然而，痛失亲人的梦魇记忆、细菌战后遗症的现实摧残，却在每个日夜煎熬着他们。
尚未愈合的伤口，历经疮痍的老人，是侵华日军细菌战最后的见证
本报通讯引发救助
去年，本报记者走访浙江宁波等地，以两个版图文形式呈现了细菌战的受害情况。
出乎意料，报道在引发对日军细菌战罪行关注的同时，也为“烂脚老人”的救助打开缺口：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启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向幸存者捐款赠物；上海、浙江、广州药企先后联系本报，希望以发放药品、消毒剂等方式关怀和帮助受害老人。“肉逐渐满起来了，比以前好多了！”傅君华是丽水最严重的炭疽受害幸存者之一，1944年起烂脚至今，伤口从脚背延伸近膝。“去年7月初见时他还拄着拐杖，烂肉最深处连骨头都能看到，发臭、化脓、流血、脱落。”这是郭春生第四次来到丽水，也是他所代表的深圳安多福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第十次为“烂脚老人”无偿捐赠药剂。
“从《新民晚报》获悉王选与细菌战调查后，太震惊了！烂脚照片让人不忍直视。作为专攻抗菌产品的企业，我们觉得有责任向这些受害者伸出援手。”郭春生回忆，去年5月，安多福辗转找到王选和丽水细菌战调查会的志愿者，向当地“烂脚老人”寄出了第一批药品。
面对国际医学界仍然棘手的炭疽病菌，面对70年未愈的顽固创伤，药剂的治疗效果谁也没把握。“但是，即便不能治愈，控制伤口溃烂感染，减轻老人痛苦也好！”郭春生说。
一个月后，反馈叫人振奋：受助老人的伤口均有不同程度好转！
安多福决定，在丽水市莲都区率先试点，为11名“烂脚老人”提供长期免费救助。一年过去，90岁的龚春兰、79岁的周德全等轻伤者已经痊愈，伤势最严重的傅君华则正在好转，最新发现的“烂脚老人”冯欢喜也在6月中旬用上了药剂。
“以前，每次调查都特别压抑。特别是大学生，看着老人的痛楚无能为力。如果能治好老人，总算放下心头大石，安多福是把我们也救了。”王选欣慰地说。有两名受治老人几乎是跑着赶来，满面笑容，向我们展示着已经痊愈的腿。
“开心吗？”
“当然！”
缺少配套瓶颈难破
“烂脚病”的蔓延，在衢州和金华分布更广、人数更多，丽水其实并不算典型。为什么安多福等企业提供救助时要选择丽水？
“因为，就这里有成熟的民间志愿者队伍！”从事细菌战受害者调查20余年，王选坦言很多重灾区“烂脚”病例长期空白，只有“面”没有“点”，“如果没有地方志愿者，就算有了药，发给谁？谁来发？”
67岁的庄启俭自1997年起致力丽水细菌战调查，此后卢立强、梁苏英、汤连均、吴寿荣等受害者家属也陆续加入，为搜集历史档案、寻访幸存者，他们几乎走遍全市所有乡镇，对“烂脚老人”现状谙熟于心。即便如此，平均年龄近70岁，多是普通退休职工，志愿队伍的高龄、清贫，也注定了救助工作瓶颈难破。
当傅君华揭开纱布，腿上几乎看不到药膏痕迹，却见破烂的白色纸屑和黄色布条。“老傅，跟你说了多少次，别用破布、别用卫生纸！容易二次感染！”庄启俭无奈叹气。
试点救助这一年来，他们每月下乡发放药品、观察药效，但这个频率还远不够——农村卫生观念差，“烂脚老人”孤独寡居无人照料，用药难免不规范：一天两次变两天一次，加上缺少棉签绷带，有时用烂布一裹就下地干活。
“这种护理，放到正规医院简直开玩笑，怎么能这样整？”郭春生苦笑，在北京301等医院，安多福抗菌凝胶的使用都要先清创，然后消毒创面，杀死导致肌肉组织腐败的细菌，再敷上厚厚一层药膏，这样才有利于伤口愈合。“这不仅需要志愿者频繁指导、持续追踪，还需要一些配套设备和辅助用品，单靠老庄他们，很难解决。”
郭春生和志愿者也曾找过村镇卫生院，希望他们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和换药，但对方多以“没有政策”“要卫生局批准”等理由拒绝。回深圳后，他请公司专门绘制简明易懂的大幅彩图随药分发到户，向老人介绍用药步骤。
“我不希望每次打开纱布，看到的都是烂纸，没有药膏。”临别，郭春生不断叮嘱傅君华别省着用药，要严格按照标准和规范。“我保证药不会断，但是，老人需要的还有很多。”
5年“试点”仍难推广
郭春生此行，除了解莲都区“烂脚病”救助效果外，更想与王选、庄启俭商量，能否将施药范围逐步扩展至丽水其他区域，随后惠及衢州和金华地区。
“政策”“机制”“团队”等词在交谈间反复出现。为“烂脚老人”搭建体制化的医疗平台，是王选的不倦追求。2008年1月，她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期间，就提交了《关于对日本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提供医疗救助的建议》。
2008年7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提出“拓展救助范围”，原则上涵盖了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
2009年3月，浙江省民政厅通过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在该区人民医院设立试点，免费“对二战期间，因细菌战造成‘烂脚病’患者实行医疗救助”。半年后，救助收效明显，浙江省民政厅在柯城区召开现场会议，验收并拟推广。
然而，时至今日5年过去，“试点”虽获评浙江省卫生系统十大感动事例，但依然在柯城区打转！不仅没有推行至全市，更别谈辐射全省。
经费，是绕不开的难题。
“柯城区人民医院的‘烂脚病’救助小组，是因为区民政局从浙江省的医疗救助财政拨款中挤出钱来，‘养’着这条‘金鱼’！”王选感叹，救助小组每年消耗医药费四五万元，虽然由省民政厅设立试点，但省内并未指定专项拨款。
“金鱼”得以生息，衢州市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医师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注定了柯城区试点的不可复制性。
1998年，邱医师就主导当地卫生系统对衢州所辖的浙赣铁路沿线40个乡镇、277个村庄展开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时至今日，这仍是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卫生部门主持、卫生系统专业人员操作的相关调查，覆盖面广、权威性强、认可度高。
正是基于这份调查，2009年浙江省民政厅在将细菌战后遗症受害者纳入医疗救助后，将试点设在衢州。此外，邱医师的女儿当时在柯城区民政局任局长，女婿则是衢州市卫生局副局长。邱医师说服他们，整合资源，为“烂脚老人”提供免费治疗。
人员经费深壑难填
2009年，在邱明轩指导下，柯城区人民医院对全区排查摸底。根据发病时间、地点、初期症状、病毒接触史，从89名疑似患者中确定32名救助对象(2010年又确定2名)，分成“轻微”“轻度”“较重”“重度”四类，定制医疗服务。
5年来，救助小组共建立病历档案39份，上门换药1700人次，发放药品、电话随访2000余人次，回收、销毁医疗垃圾1000余公斤。34名患者伤势均有好转，溃烂、恶臭基本消除，创面也明显缩小，得到控制。
一时奉献简单，长期坚持不易。已是“独生子”的柯城区人民医院“烂脚病”救助小组，工作却同样力不从心。
“你这反复挺严重啊，怎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医生上次来是什么时候？”下午2时，万少华医生刚结束一台肿瘤手术，就喊上护士小赵、司机老叶赶到柯城区下大门村。暑热初至，80岁“烂脚老人”叶江山侬伤势趋恶，原本已经结痂的创口又重新开裂。
万少华连忙打开药箱，为叶江山侬清创消毒、涂抹药膏。他坦言，“烂脚病”需要每天换药护理，但救助小组总共7名医生，本职业务繁重，每周只有半天休息，大多是放弃假期出诊。此外，有些“烂脚老人”孤居九华、沟溪、华墅等偏远乡村，恶劣的交通条件也使难度加剧。“一整天只能走访七八个人，还是在马不停蹄、极其顺利的情况下，每月上门一次都是排除万难。”
如果说，人手紧张、交通不便还能依靠小组成员“个人奉献”解决，但是药品和经费的缺口却是深壑难填。
“好了烂，烂了又好，断不了根。”万少华介绍，炭疽毒菌芽孢无比顽固，能够存活70至120年，抗生素、生肌药等使用不久都出现耐药性。由于皮肤连同肌肉、神经一起坏死，即使创面愈合内部组织还会复发。在区民政局牵线下，曾有医药企业提供药剂，但每名患者日均费用高达700元，痊愈过程长、药品见效缓，厂家无力长期支持。
体制救助迫在眉睫
“作为政府的一项社会救助政策，并非普通个人、少数企业的付出所能承担，应该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王选反复强调。
目前看来，丽水、衢州和金华三个地区最具可操作性。
在前两市，历经多年志愿服务，民间调查者、医务人员对当地病例了如指掌。而金华则是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主战场”，王选和学生们耗时10年跑遍浙赣铁路沿线大部分乡镇的所有村庄，寻访到481名“烂脚老人”，并绘制出一张完整的金华市“烂脚病”幸存者分布图。
“我们愿意与有关部门共享资源！”在很多人看来，“烂脚病”的体制化救助不仅迫在眉睫，而且时机成熟——由政府部门牵头，予以政策支持与经费扶持，在现有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和确认幸存老人，招募并组建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救治。
万少华认为，目前最实际、最理想的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由乡镇、社区卫生院主要负责，大型医院辅助指导，民间组织和社会企业爱心支持。“乡镇、社区卫生院具备天生地理优势，近年发展也逐渐成熟，只要新加一个护理‘烂脚’的拨款项目。由于幸存者越来越少，分摊到每个卫生员，其实并不会新增太多工作量。”
5年间，他眼见柯城区12名“烂脚老人”相继离世，有些直至生命尽头伤情还在反复。70年了，炭疽已然不再威胁生命，但作为二战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这群一辈子遭受“烂脚”折磨的老人太无辜，也太重要。在走向生命终点时，能否让他们活得干净一些、有尊严一些？“只要还有幸存者，救助就不算太迟。很多事无关早晚，而在于有没有开始和坚持。”
去年底，安多福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专项生命健康基金，与最初相比，捐赠流程更复杂也更规范，但王选和郭春生相信，第三方监督必不可少：老人们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救助，而是常态化的关注。“救助‘烂脚’，对GDP没有帮助，但难道所有事只在与GDP有关时，我们才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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