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个专题研究依法治国的会议，这次会议将对中国反腐走向产生哪些影响？中央高压反腐能否长久坚持？反腐败和纠风会不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10月19日下午，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做客正义网“正义论坛”，详细阐述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纪检职能调整案件移交更及时
黄苇町认为，四中全会在反腐败斗争部署中，将进一步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他介绍，过去查处腐败的一个主要路径，就是发现干部有贪腐问题，先是纪委实行“双规”，查清基本犯罪事实后，实行“双开”，再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传统做法在今后会有所变化。从今年3月开始，中纪委在调整纪检监察机关职能时提出，有些案件在查清这个干部确已触犯刑律，就可以将其及时移交给检察机关。
“现在中纪委、省纪委‘双规’时间较长的案件，往往涉及腐败窝案、串案，需要深挖腐败案件线索。属于孤立个案的，一般会较快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查处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拥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办案手段，介入过晚，可能造成当事人家属或其他同伙销毁证据、转移财产，从而错失最佳办案时机。”黄苇町说。
黄苇町认为，在违纪阶段，即使仅对干部点名道姓的曝光处理，也能产生很大威慑力。“对于那些一心想收买权力的人来说，看到一名干部因为犯错误被曝光处理，其政治前途也暗淡了，在他们眼里，这个干部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就不会再花大功夫收买他。这反而能挽救那些有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酿成惊天大案。”
黄苇町还认为，现阶段对行贿犯罪处理较轻，往往造成权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岗位的领导干部“前腐后继”。“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处行贿犯罪案件力度明显上升，这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今后仍要本着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做到‘有腐必反，有案必查’，对腐败‘零容忍’。这也是依法反腐的要求。”
高压反腐让很多人“不敢腐”
谈到目前反腐所处的阶段和下一步如何重点推进时，黄苇町表示，当前中央高压反腐让很多人“不敢腐”，接下来要加强制度建设解决“不能腐”，通过薪酬制度改革等举措逐步达到“不想腐”目标。他进一步解释，在中央高压反腐形势下，即使有腐败问题的领导干部，现在想的不是怎样再去捞钱，而是担心自己何时“东窗事发”。
对于“不能腐”，黄苇町认为，要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这方面，要注意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举例，德国规定涉及人、财、物管理的重要部门，必须施行“四只眼睛”或“六只眼睛”原则，即两个人或三个人共管，管理者三四年后就要轮换。除了权力制约机制，还应注意权责分明。
“现在我们在解决分权制约问题上非常重视，但又陷入事事均是集体决定，不仅降低效率，还无法追究具体人的责任。所以，在反腐败制度建设上，还需下大力气。”黄苇町还提出，对腐败案件暴露出的管理漏洞，要做好“亡羊补牢”工作。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同样是一项重要工作。
如何实现“不想腐”、“不愿腐”，黄苇町认为，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选拔任用那些道德底线高、有较强抵制腐蚀能力的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各级干部的宗旨意识；制定一个更合理的薪酬制度。
“让干部们能够靠其合法收入，过上跟其身份基本相称的、较为体面的生活。不能让廉洁从政的人吃亏。”黄苇町说，过去公务员的工资确实偏低，但由于许多单位福利好，将这方面问题掩盖。
在完善制度建设方面，黄苇町提出，一项制度只有长期施行下去，才是有效的制度；如果不具备长期施行的可能性，这项制度最好不要定，以免损害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高压反腐将长期推行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重拳反腐、铁腕治贪，在多个行业、领域掀起反腐风暴，反腐成效赢得群众一致赞许。但近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担心在经济下行时，反腐败和纠风动作太大，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对于有人列举的高档酒店、餐饮等行业经营惨淡，富人移民、资金外逃等现象，黄苇町说，从经济生活表层或短的经济周期来看，这些现象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八项规定”公布后，首先受到重大冲击的是豪华酒店、高档餐饮、旅游业以及高端烟酒和奢侈品销售。
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数据，2013年全国680家五星级酒店的全行业营业额同比下降25%左右，其中的餐饮、会议收入下降将近20%。黄苇町分析，这些数据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这些行业的生意火爆，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畸形的公款消费之上，是对属于全体纳税人的公共财富的虚耗。“通过落实‘八项规定’形成倒逼机制，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市场化转型，把过去主要瞄准集团购买力转向社会购买力，努力拉动起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黄苇町说。
黄苇町举例，现在许多五星级酒店由依靠会议消费和公款宴请，转向接待旅游团队和婚宴。许多游客都反映，花同样的钱，吃住标准都提高了。高端烟酒茶降价促销，也体现出暴利行业向正常市场的回归。由公费看戏支撑起“半壁江山”的演出市场，随着企业赞助和政府采购的急剧减少，请明星“走穴”少了，票价也更加亲民。
黄苇町认为，上述现象恰恰说明，短期的阵痛才能带来那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如果从经济生活深层或是一个长周期看，这种暂时性困难，恰恰为其提供了一个推动改革的重要机遇期。
与高端消费场所营业额下降相伴随的，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三公支出”的急剧减少。据介绍，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同时，当年中央预算对民生的投入明显增加：教育支出增长9.3%，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3.9%。特别是随着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和大病报销标准的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7.1%。
“尽管这几减和几增的规模不同，并不能说后者之所得就是前者之所失，但公款高消费行业的萎缩，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领域得到更多资金支持、更快发展，都会促使社会消费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化。”黄苇町说。
还有人担忧，高压反腐和纠风，会使一些干部为“避嫌”而无所作为。对此，黄苇町认为，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有为的，否则在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在许多方面都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随着教育实践活动后权力运行的透明化、各项制度的规范化，以及对不干事者问责淘汰机制和对廉洁干事者各种正向鼓励机制的形成，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会改变不作为态度。
黄苇町告诉记者，从上述多方面分析，中央高压反腐败会长期进行，因为反腐败能推动经济健康增长、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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