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贾平凹一样，单纯因为写作而获得如此大的名气，况且在20年前，他就已经盛名傍身却也毁誉参半。他的作品一直关注着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直面当下，都是如此。这一次他的新作《老生》仍然写了中国四个重要的转型期，写出了那些时代转轨背后的变换与无常
这段时间，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的主要工作是开会。
10月15日这一天，贾平凹要去鲁迅文学院举办的“文学陕军新梯队”小说研讨会，“这几年省作协一直在抓年轻人的创作，这次有八个陕西青年作家集体亮相”。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从西安来北京的路上，他被通知还有个更重要的中央会议要他参加。“也不知道什么会，反正是文艺方面的会。我还以为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会，或者是个通气会。”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通知时间特别紧张，就去了。”
10月14日到京，他只能跟鲁迅文学院那边说，他得去后面这个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第二天去了，“才知道习近平要到人民大会堂作重要讲话”。那就是日后广为人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有72位全国文艺工作者。
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与大家握手，到贾平凹这里时问他“有没有新作？”贾平凹说，“我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习近平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10月下旬，贾平凹还得忙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这本新书的发布会，并接受媒体的轮番采访，随后又得回西安忙其他会议。
“解放前、土改、‘文革’前后、改革开放。”点上香烟，贾平凹坐在下榻的宾馆房里谈起《老生》里的四个故事，“这四个阶段基本上是社会转型期，像路在拐弯处，容易发生很多事情，车过来要开小心一点，不然容易翻车。”
当代社会转型为贾平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给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担当”，他不断书写农村的人和事，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这个时代是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作为受争议的当代作家，他自己也处于转型社会当中，贾平凹的写作与生活也在那座“城堡”之中。
他是“著名的病人”，同时也试探着时代的病脉。
开会
因为写小说，贾平凹经历过被批判，也拿过不少文学奖项。他爱收藏，在西安的工作室“上书房”里摆满各种石头，他爱画画和书法，也明码标价卖过字画。但对于这段时间的“主业”开会，其实他“哪儿都不想去”，但作为领导，他不得不去。
比如这一次的“文艺座谈会”。“开头要安排七个人发言，我后来从七个人的发言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该说啥，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么样地说了几句。大家主要听总书记说啥。”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也不能很高兴地说‘哎呀，你还看我的东西’之类的，只能说谢谢了。说几句就过去，七十多人被你一人说过去那就把事件耽搁了。”他说。当然，和谁说话，他都是说陕西话，他不会说普通话。
“我努力学过普通话，舌头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普通人才说普通话，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他曾在散文《说话》中提到。
开完中央的文艺座谈会，贾平凹当天坐动车回西安，列车员还找他要签名。贾平凹回到西安后，在省作协也召开了学习文艺座谈讲话的会议，“两个时期的两位领袖讲到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是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的最基本条件。”
然后，他还得再次返回北京，参加24日、25日在北师大举办的“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事实上，10月24日在上海举办的“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研讨会也邀请了贾平凹。
“后面这个最早跟我说的，我都答应要去，但后来莫言又通知我。”贾平凹说，“为啥莫言这个会我必须参加，因为我是北师大的驻校作家。再一个，我和莫言个人关系比较好，开会我不来也不好。”在北京，还有他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中间只隔两天，“如果去一趟上海再回来太劳累”。这就是如今，作家贾平凹每日生活的常态。
上海那个会这也是作家熟人叫去，没啥任务就是聚一聚，到嘉兴去转一两天。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出来。但是这样吧，也有它的弊病，能专心写一些东西，慢慢就不会交往了，我觉得也不好。后来吧，你不来不行了，比如说我是陕西作协主席，你不来不像话吗，失责任呐。”
“有时就得逼着你出来，实际上按我这个心性，我哪儿都不去。”贾平凹又补充说。
“老生”
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当时莫言突然给贾平凹发了个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等了一上午，莫言因故没到西安。
在散文《说话》中，贾平凹曾回忆那个上午他没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迫不得已他问了一个人列车到站没有，那人先把贾手中的纸牌掉了个个，“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贾平凹才醒悟到纸牌上写的是“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
多年以后，莫言文学馆门口的对联都是出自贾平凹之手。“莫言为中国文学长了脸，应该学习他、爱护他。”贾平凹在研讨会上说。
实际上，和莫言等当代名家一样，贾平凹的老家陕西省商洛市的棣花镇也为其打造了故居之类。“故居那边在打造一个古镇，现在基本上弄好了，国庆时开始对外开放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点，来的人特别多，也挺好的。”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快60岁了，而贾平凹已过60岁，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很多作家已然是“老生”。
新作《老生》，这是贾平凹给自己的寿礼。书中的唱师贯穿主线，其年龄模糊，大概活过了百岁，“年龄最老，他是个老生，从戏剧角色里看也有‘老生’，很苍老的感觉。”贾平凹解释说，“而具体到各个故事里，人名也取一个‘老’字和‘生’字。”
贾平凹喜欢两个字的书名，从小说《浮躁》《废都》《土门》《秦腔》，到近年的《古炉》《带灯》，甚至散文集也多是两字书名。他觉得这样“厚重”，“窗前一轮明月，天边一道风景线，我最反对这种表面上有诗意，其实毫无东西的。”贾平凹说，“我最多有三四个字的书名，也是偶然为之。两字给人一种好记又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
“作品不要单一的指向或者简单讨论是与非，人生和人性的东西，无常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考虑得多一些。”贾平凹谈起新作中的四个故事以及那个贯穿全书的唱师。
第一个故事，写老黑、匡三、李得胜等在秦岭的游击队起义，最后匡三活了下来，官至秦岭地区总司令。第二个故事，写土改、划成份、成立人民公社，王财东被划为地主被批斗，其妻玉镯被干部玷污，曾经的佃农白土娶了玉镯，两人出走并终老于首阳山。第三个故事，写风楼镇书记老皮和一个青年墓生下村开展革命工作，“反革命分子”张收成和苗天义被送去改造。第四个故事写当归村的戏生和荞荞两口子如何致富，挖当归，农产品打催长素，老皮还帮忙制造“老虎照片”事件，以及最后写到瘟疫的蔓延并毁了这个村。
自始至终，人死了，唱师都会去唱阴歌，而《山海经》掺杂于全书。这个视角去讲故事，也隐含了作者在背后的“全知全能”，因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你不知道他活了一百岁还是一百二十岁，也不知道是哪个种族、哪个村子的人，因为地主死了他在唱，贫农死了他在唱，游击队死了他也在唱。他超越生与死的东西，他才能比较真实地看待这一段历史。”贾平凹说。
“朋友圈”
贾平凹喜欢写农村题材，诚如他自己写到的自传性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今年8月底，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署名文章《让世界读懂中国》。
他深知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期，“在这个年代，中国是最有新闻的国家，它几乎每天都有大新闻。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现象对人类的发展是有启示的，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经验，也给中国作家提供了写作的丰厚土壤和活跃的舞台。”
被大众熟知的拍成电影的《高兴》，里面的刘高兴是贾平凹的初中同学。出版于2007年的该书写的是新世纪后进城务工人员的底层生活。贾平凹特地去拜访过很多拾荒者。
贾平凹有时也和朋友去终南山拜访隐者，“那里面修行的人特别多，我也认识一些，但是我认识的更多的是庙里的，就是正儿八经出家的和尚。”
贾平凹是个足球迷，世界杯、欧洲杯、国足、女足和省里的足球都看，也写过评球的文章。贾平凹喜欢收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各种汉陶罐、各种石头、木雕、玉、珊瑚，应有尽有。他写的散文《丑石》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他最奇特的一个收藏当属各种盗版的《废都》，累计收藏了60多个版本。
以前，因为他的名气，也总有来索要字画的朋友。他后来发现有人要字画的目的不纯，比如会拿去送礼给领导。1996年时他干脆写了个“润格告示”，自己卖字画，比如“字斗方千元”。如果没有会议，他至今保持的写作习惯是上午八点到工作室“上书房”，写到11点过吃饭、睡午觉，下午之后访客就陆续来了，其中也有聊收藏的，或买字画的。
贾平凹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他写的是中长篇小说以及散文，1987年，贾平凹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周》，写的就是老家商周地区在80年代初期乡村的淳朴生活。而第二年他再发长篇小说《浮躁》，斩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被誉为奠定他在中国文坛地位的作品，该书以农村青年金狗和小水的感情为主线，描写改革开放初期暴露的社会问题，“浮躁”一词展现的是打破封闭的躁动。
“我特别喜欢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很崇拜他，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台湾作家三毛当年来大陆时对记者这样提及贾平凹。
三毛让人转告贾平凹，有新书了，一定得寄给她。贾平凹就去邮局寄了四本。“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三毛在给贾平凹的心中直言不讳地称后者为“当代大师”。1991年1月1日夜，三毛写了回信，贾平凹后来才收到，但三毛已于当年1月4日在医院自杀。这一年三毛本计划还会到西安，让贾平凹找自行车带她在西安逛逛，然后去商周地区转转。
虽然与三毛一直未曾谋面，但她的死对贾平凹打击很大，他写下了散文《哭三毛》和《再哭三毛》。而次年，贾平凹在西安的好友，作家路遥病逝。“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贾平凹在散文《怀念路遥》中说。
贾平凹的好友中也不乏文学评论家，与谢有顺合出过一本对话录，又比如和他交往甚好的李星、雷达、白烨等，也有这次出席新书发布会的陈晓明、李敬泽。当然，陈晓明等人在1993年用很短的时间合编了一部批评、讨论贾平凹的书，叫《废都滋味》。2009年，《废都》解禁，评论界再次重新评价了这部“奇书”。
2005年时，贾平凹的《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是陕西作家中继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之后的第三部获奖作品。2007年9月，贾平凹从陈忠实手中接过了省作协主席的职务，从此不得不开始了频繁会议和活动。事实上，那次换届后，在各界发来祝贺和记者造访时，贾平凹刚刚在老家棣花镇给母亲办完丧事。
转折
“贾平凹在文坛一直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作家。”《高兴》《古炉》《带灯》以及《老生》的责任编辑孔令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也提过好多次，《废都》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这么用心写了一部作品，一开始还是觉得是一部奇书，非常畅销，在文坛定位也是好的，后来风向一下子转了。一个人在大的变化和冲击面前，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不好。”
《废都》是贾平凹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盗版销售甚至超过千万。贾平凹喜欢给自己的小说写后记，但这本书只有海外版有后记，《真正的文学不是幻想，而恰是身边之事》，该书的出版本身已成当年的文学事件，这也让贾平凹看清了文坛的各种怪象。
“书不让卖了，人的状态很差，出版后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生病住院，具体到生活中都不太好。如果没有盗版，《废都》还都没法传播。”孔令燕说。
1993年10月，在呈现出“洛阳纸贵”的百万正版销量的4个月后，主管部门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了《废都》。批评家雷达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心灵的挣扎》，学者许纪霖在读书上发表了《虚妄的都市批评》，易毅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了《<废都>：皇帝的新衣》。另外还有诸如《失足的贾平凹》《废都之谜》《废都废谁？》《多色贾平凹》等消费此事的书籍出版。
评论家雷达曾说，《废都》写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孙见喜是贾平凹在西安的朋友，同时也是最早为贾平凹写传记的评论家。在《废都里的贾平凹》中详细介绍了贾平凹在头一年夏天至春节时的写作状态，以及在出版后，贾平凹在大众视线中消失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贾平凹身体很差，生病住院。
事实上，在出版之前国内已有十几家出版社争夺《废都》版权，1993年3月初，批评家白烨带着这部手稿到北京，交由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并敲定同时由《十月》杂志同步发表。“一为友谊，一为信任。”后来贾平凹如此说。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晚唱》等作品受到批评时，《十月》杂志却顶住压力继续刊发贾平凹的作品，那时正值“反自由化倾向”和“清除精神污染”。
7月24日，贾平凹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以一个小时签400位的速度签了一下午，书店里堵满了记者和读者，当晚央视的《文化生活》等也播放了贾平凹签名售书的盛况。但后来风向一转，也就只有盗版，甚至在西安街头出现了高价书。
10月底，贾平凹回到西安，肝病复发，住进了西安医科大附属医院的干部病房，甚至还得用化名“龙安”以避麻烦。 写作《废都》的前后，贾平凹的生活一直不顺，1992年11月，还在写作该书时，他与原配夫人韩俊芳离婚。贾平凹去了耀县，然后又去了户县写作，也有朋友劝解复婚。据孙见喜记录，两人在西安南大街街道办事处领离婚证时，韩俊芳问工作人员，“人家一般都填什么原因？” 工作人员说，“一般是情感破裂。”“那我们还没破裂。”韩俊芳说。工作人员叫两人还是回家继续过日子吧。最后贾、韩两人商议，决定这事不拖下去，又对工作人员说，“那我们破裂了。”
“偶然性”
贾平凹和韩俊芳是一个村子里的，一个在村那头，一个在村这头。那个时候前者还叫贾李平，村里人叫他小名“平娃”，在读大学时，他干脆改名叫“贾平凹”。后来贾平凹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郭梅，同样也生了一个女儿。
“忙得要命，我从来就没给小孩儿开过家长会，或者小孩儿病了在医院，我都没去过，都是家里老婆子干这些事情。”贾平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早上起来小孩都走了，我回来她都休息了，严格意义上讲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丈夫，也从来不陪老婆旅游啊逛街啊。”不过挣来的钱，那还得交给老婆打理。
贾平凹写不过不少散文，其中不乏写到过初恋，也有各种感性的小文章，甚至早期的小说也常写男女青年。2004年，《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1989年《爱的踪迹》获得首届全国散文奖。事实上，他还是散文杂志《美文》的主编。
“散文本身这个载体形式，不如小说影响大，他也一直在写。”合作多年的编辑孔令燕还编过贾平凹2011年出版的长篇散文《定西笔记》。
“《空白》去年还再版了。”贾平凹在宾馆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是他唯一一部诗集，曾在1986年出版过。 他也清楚，如今的读者“其实喜欢读好玩的，简单的，不让人费脑子的”，“但我觉得这种阅读只能适合一部分人，就比如饭菜，有的是快餐，拿陕西的肉夹馍说，你拿着可以吃，走着也可以吃。”贾平凹也看过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说，比如郭敬明的书，卖得好的都看过。
事实上，贾平凹在大学时，最初开始创作是从写诗开始，觉得写得不成气候，又写小说。
他常说自己也是偶然性被推荐上大学。“因为我那个出身也不好，教师的父亲被划为‘反革命分子”，我属于是‘可教育好的子女”，那个时候谁要是说一句话，就不推荐你了。很偶然，命里该上大学，但第二年基本上就不行了，都是县上领导的子女被推荐。”贾平凹回忆说。后来，是他的初恋女友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他，贾平凹才有机会走出农村。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那个年代走出农村还有一条路，就是参军，比如莫言。贾平凹也想过参军，但是自己是平足，被刷下来了。
1971年4月，贾平凹走出了秦岭，告别了生活19年的农村，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学就读中文系，“从此由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城里人”，这是“翻天覆地的一次突变”。
正在聊的时候出版社的人开始搬来了一堆《老生》的新书，也搬来了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让贾平凹签名，这些都是为了做活动准备的。他坐在桌子旁，认真地对着一堆名单一次次把要签的内容写上扉页，又签上自己的名字。
做完这些，当天下午，他就得坐飞机赶回西安，“事务都排到了11月下旬”。他无奈地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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