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015年，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到了收尾阶段。正当各个提名城市以朝气蓬勃的姿态迎检之时，部分“参赛者”却再犯起“平时稀稀松、评时一阵风”的老毛病。
从申报、备战到迎检，有些城市一路紧张。搞会战式创建、弄形象工程、对测评组搞盯防战术……舆论指出，这一系列非常规举动，渐使“创城”工作发生异化。
申报：三年一度百城再出征 6提名城市已丧失资格
“全国文明城市”是由中央文明办牵头、每三年一届的评选表彰活动，2005年以来已举办三届，迄今共有53个城市(区)荣膺该称号。2011年，中央文明办明确95个提名城市(区)，作为申报下一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准入门槛。
此“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一役，参赛者近百，却有城市早早出局。2014年11月28日，中央文明办二局局长涂更新在测评工作说明中指出，“根据中纪委公布的决定，现有提名城市中有6个发生了党政‘一把手’涉嫌违法违纪，根据上述规定，这6个提名城市不得参评本届全国文明城市。”
官方并没有点名是哪6个城市，但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其中，2014年9月19日，四川遂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大海在该市一次申创全国文明城市有关情况的通报会上指出，由于根据2011版测评体系，“申报前12个月内市委书记、市长严重违纪、违法犯罪，不得申报为全国文明城市”的规定，遂宁与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失之交臂。但何大海同时指出，由于遂宁创建已有一定基础和成效，其提名资格被保留，遂宁将直接进入第五批全国文明城市候选城市名列。
根据中纪委2014年3月24日的通报，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同年9月，何华章被移送司法。
除党风廉政建设外，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也具有“一票否决”功能。在“申报前12个月内曾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重大刑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者，依规丧失资格。
该次官方说明还提到，本届评选以三年(2012年、2013年、2014年)评选周期的总成绩作为依据。然而，海南三亚因连续两年在指数测评中成绩落后，已于2012年底被取消提名资格。因此，迄今为止，只有88个城市具备申报资格。
此外，有媒体报道了评测工作的“时间表”：本届“全国文明城市”评测全国文明城市总评检查和网上申报时间在2014年10月底进行，2014年11月至12月组织抽查测评，年底汇总成绩，2015年初宣布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
纵观测评内容，覆盖政务、法治、市场、人文、生活、生态等多个方面，细致入微的考察增加了评选难度。为此，早在2014年10月，被提名城市就已各自备战。
备战：为迎“大考”蛮拼的奇招歪招造“全民运动”
根据中央的定位，文明城市应当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2014年11月28日，中央文明办下发通知，正式启动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工作。
据中央文明办二局局长涂更新的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2014年中央文明委10大项重点工作之一，也是测评的重中之重。武汉官方也指出，要将这24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014年10月14日，武汉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部署大会。作为当日的首项议程，参会的400余名各级领导干部被要求现场写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且会场屏蔽手机信号。事后统计，现场有87.6%的人回答正确。
此外，武汉全城掀起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24字”标语全城飘红的图片陆续被网友晒出。然而，这一举措被部分人评价为“形式主义”。有媒体指出，武汉参评“全国文明城市”逾十年却屡屡失手，这次的总积分位于全国领先水平，今年可谓是该市距离“文明城市”最近的一年。
其实，为了全国文明城市这张“国字号”的城市名片，不少城市都“蛮拼的”。2009年，郑州市筑“遮羞墙”美化老街，用高墙遮挡道路两边的杂物；2011年，济源市发起“捡烟头状元”评选，在“每捡一个烟头就奖励5分钱”的驱动下，活动演变为一场“全民运动”。为了迎检，驱赶商贩、 “严管严罚”、“满城尽带红马甲”，相较之下更似“常规动作”。
实际上，官方在展开测评工作之初即已强调“坚持常态”。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徐令义指出，“有的地方做面子工程，日常工作松松垮垮，评选前临时抱佛脚，搞会战式创建，搞人海战术，搞突击迎检，许多问题在评选结束后‘涛声依旧’。”
尽管上面三令五申要“力戒形式主义”，但这一次，各个城市的“一阵风”一直停不下来。
迎检：暗访组反被“布控”，“创城”何以异化？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据时任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处长的程学斌回忆，“为避免数据失真，我们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悄悄潜入一个城市。”此外，有的调查队员曾冒充夫妻租房子进入老城区，有的以消费者身份进入美发店，进行实地考察。
这一做法在本届测评工作中得到延续。在官方发布的《关于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推荐申报工作》中，“实地暗访”是综合测评方法的最后一步，“测评组将采取入户调查与随机街访相结合的方式作问卷调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暗访组反遭“局中局”。据报道，1月4日，哈尔滨西客站站前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微信公号推送通知一则，内容为抵达哈尔滨检查工作的13人团队相片，图中每个人被以编号标识。该通知要求执法队员一旦发现“目标”，需第一时间向各中队长汇报。
对此，有网友直呼“好似谍战大片”。然而，搞盯防战术、追踪定位、预先“设计”，这一套并非新战术。还有声音指出，“创城”工作引发了一场“竞赛”，但最终发生了异化。
“‘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名片，也是官员政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在取消GDP与官员政绩的挂钩后， “文明城市”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利于官员升迁，所以有的城市才不遗余力地搞‘花架子’工程。”
竹立家认为，“文明城市”本身对城市的环境、秩序、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发展有带动作用，但同时，一个城市的文明与否，公众舆论自有评价，“花香蜂自来，好的城市自会得到媒体的宣传，老百姓也会为之树立口碑。”
竹立家同时提到，每个城市都会往好的方向走，但走的步伐不一样，各个城市还需量力而行。如果城市本身就财力紧张，那么搞标志工程就容易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一则评论指出，“文明城市”的创建重在“平时”而非“评时”，加强城市的日常管理、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才是真谛，不能为追求皮毛而丟了本原。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地方搞发展应多一些实惠的服务与管理，“一定要政策到位，该监督的要监督，该引导的要引导”，否则会出现变调变味。他同时指出，现在讲依法治国，如果城市有问题，就按照法律法规做，而不是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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