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认为，春节回家，是中国千百年来优秀的文化传统。回家讲求的是家人团聚、增进感情，正确认识回家的含义，会缓解年轻人的焦虑。对于那些不愿或不能回去的年轻人，社会和家庭也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创造条件、增加沟通，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化解年轻人的“恐归”心理。
年关临近，许多人一边开心地盘算回家过年，一边纠结地考虑如何面对亲友盘问。更有人觉得，一年感情、事业颗粒无收，实在没脸回家。但无论如何，团聚总是温暖的源泉，包袱重是因为归心切。要过年了，有多少年轻人害怕回家？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和问卷网对1918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0%的受访者觉得过年回家非常重要。而对于过年回家，46.8%的受访者表示心里很纠结。42.6%的受访者担心事业没起色，回家没面子。
38.7%受访者过年回家父母亲友会催婚催子各种“催”
调查中，对于过年回家，46.8%的受访者表示很纠结，30.3%的受访者不太纠结，22.9%的人表示不好说。
纠结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怕“事业没起色，回家没面子”(42.6%)，其次是怕“春运”(33.3%)，第三是怕“忙于应酬，身心俱疲”(29.2%)。
其他还有：“同学朋友间攀比”(23.1%)，“胡吃海塞、影响健康”(22.4%)，“送礼送红包”(20.5%)，“没对象，亲友盘问催逼”(18.5%)，“让父母失望”(13.9%)等。
1987年出生的郑付强，一提到过年，心理压力就巨大。“我2014年决定创业，在上海经营海参生意，从包装设计到微信公号运营，从海参初选到运输、储藏，基本都是亲自在干。目前投了不少钱，但比较艰难。回家过年，面对各种关心，压力很大……”
1983年出生的凌丕卿在京津城际铁路上班，这次过年不打算回家了。“我老家是山西的，想找一个老家那边的对象。大概相了30多个，一直没有成。过了一年又一年，我妈开始着急了，就开始催”。
调查显示，38.7%的受访者表示，过年回家时，父母亲友会催婚催子各种“催”。42.0%的受访者表示不会。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看来，年轻人的担心反映出他们这一代承受着巨大压力。压力既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社会方面，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难以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家庭方面，父母还保持着传统思想，希望子女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同时还希望他们早日成家。这种世俗的成功评判标准，丝毫没有考虑严酷的社会现实”。
丁志宏补充，另外，市场经济规则过分强调效率和收益，很多民众简单地认为挣大钱、当大官才算成功，这让处于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不能正确认知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产生了太多自卑感。
58.0%受访者认为老家和工作地经济生活水平差距大
调查显示，58.0%的受访者认为老家和目前工作地的经济生活水平差距大，仅16.9%的受访者觉得不大。
凌丕卿表示，北京给他的最大感觉是安全，就业机会也会多一些，“大同地区除了煤矿和电力，没什么好企业，事业单位也很难进。而在我们单位，有能力的人就上去，没能力的人胜任不了工作也会下来。我感觉这样还是挺好的”。
来自四川某乡镇的何欣，已经在北京打工20多年了，每年过年都会回老家。“北京的治安很好，只要不惹事，就没人会惹你”。何欣的孩子正在老家上初中，由妻子照顾。“北京与家乡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踏实干活哪儿都一样”。
调查中，38.3%的受访者觉得老家父母亲友与自己现在的生活有隔阂，41.6%的受访者认为并没有，20.1%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丁志宏表示，大量青年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城市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好这些人的生活发展问题。很多流动青年进入大城市后，面临的就业难、买房难、子女就学难、职业上升难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城镇化过程造成的，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结果。因此，需要国家、政府、社会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服务均等化，真正为年轻人减轻压力。
过完年离家，受访者心情是依依不舍和沉重
受访者每次过完年离家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调查中，36.5%的受访者表示离家时心中会依依不舍，32.5%的受访者会觉得沉重，27.4%的受访者感觉心累，25.7%的受访者表示很复杂。仅有18.7%的受访者觉得轻松。
在河南洛阳从事市政道路修理的助理工程师潘先生，虽然和家人在自己婚事上有一些意见分歧，但他很珍惜回家的机会。“回家之后起码没有职场上的尔虞我诈。在家里是最舒服的，相当放松”。
郑付强说，每次过完年回上海时，内心总带着“甜蜜的负担”。“一方面是依依不舍，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希望父母家人过得更好，不想让他们失望”。
在丁志宏看来，春节回家，是中国千百年来优秀的文化传统。回家讲求的是家人团聚、增进感情，正确认识回家的含义，会缓解年轻人的焦虑，“使他们重新规划，更有动力去奋斗”。
“当然，‘恐归族’的存在必然有其客观原因。”他表示，对于那些不愿或不能回去的年轻人，社会和家庭也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创造条件、增加沟通，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化解年轻人的‘恐归’心理”。
本次调查中，90后占22.0%，80后占49.7%，70后占18.5%，8.8%的人是60后及以上。
学者：“衣锦还乡”民族文化心理给年轻人巨大压力
每年过年，总有一些年轻人成为“恐归族”。“近乡情怯”的原因，或是经济压力，或是爱情无着，或是一票难求，或是风俗隔阂。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主任陈友华看来，年轻人过年回家有顾虑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年轻人过年回家有顾虑，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陈友华：实际上，不仅年轻人回家有顾虑，在城市生活或打工的中年人或老年人，春节回老家过年，多少都会有一些顾虑。原因主要有：
第一，回家过年的经济压力太大。中国春节送红包与礼品的习俗，导致“望家却步”。
第二，“衣锦还乡”是中国人对外出者的普遍期盼。年轻人工作不久，在事业上很难取得什么大成就，很多人“混得不怎么样”甚至“混得不好”，碍于面子，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无法交代。
第三，年轻人正值恋爱结婚年龄，很多却仍孑然一身，春节回家会面临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巨大压力。为了逃避这种压力，甚至出现租借男女朋友回家的现象。更多则是干脆不回家，以逃避父母逼婚。
第四，城市与农村的生活形态差别较大，一些离家时间较长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习惯家乡的生活。
第五，春节期间农村多是吃吃喝喝、扑克麻将、东家长李家短地拉家常，文化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年轻人呆不住。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怎样的社会问题？
陈友华：“衣锦还乡”甚至“光宗耀祖”，是人们对外出者的共同期盼，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就给外出者巨大的精神压力。实际上，现在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很多在城市受到制度歧视，也得不到家庭的“帮衬”，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难度越来越大。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这些年轻人的压力和挫败感，是大环境下的必然还是偶然？
陈友华：不同时代的人对“努力”的理解不一样，40后到60后对“努力”的理解与70后到90后，是很不相同的。在40后到60后的眼中，一些自认为“很努力”的70后到90后，可能并不怎么努力，少部分甚至很不努力。
挫败感和失落感，与预期和欲望紧密相关。年轻人工作不久，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仅凭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买不起房，这很正常。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也很难仅靠自己的努力买得起房。中国多数年轻人对自己的预期和欲望较高，不切实际的高预期和高欲望与现实之间出现较大落差时，挫败感与失落感就会油然而生。
这种挫败感的出现，一方面，与当前社会风气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与我们的制度设计有关，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很多都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年轻人出现挫败感和失落感是一种必然。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应当如何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陈友华：时代痛感自然要靠改革，特别是制度变革来缓解。
一是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特别是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城乡与区域隔离性制度安排。真正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让每个人都看到希望的社会。让所有人觉得只要努力工作，都有可能成功。打碎阶层固化的藩篱，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流动机制。
二是国家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基本民生方面，应该承担起应有责任。建立起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机制，改变目前存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差别化配置倾向。比如，择校就是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的结果。还要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覆盖全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制度性保障。特别是保障房制度要将流动人口包含在内。
三是在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年轻人更多支持。减轻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压力与社会负担。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您认为亲情会缓解年轻人内心的焦虑吗？
陈友华：春节是一个家庭团聚的节日，无论平时身在何处，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这与是否有钱关联不大。每一个回家过年的人，身心感受都是不完全一样的。很多年轻人回家过年，感受到浓浓亲情的同时，可能也感受到种种压力。对于春节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内心的“五味杂陈”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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