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如果一个人走出深山，会走多远？
34年，如果一个人留在原地，能改变什么？
34年，村里出了17名大学生，40岁以下的人全是他的学生。
在云南大理，乡村教师杨金元的去留选择令人感动、深思。
——编者
2月28日学生返校、领课本，3月1日新学期开学……30多年了，年年重复这样的日程、节奏，杨金元老师早已驾轻就熟。但今年，他更快乐——
云南大理洱源县牛街乡上星村，简陋破落的海星小学第一次有钱大修，瓦片搭成的天花板上加了吊顶，泥土的场院铺上水泥，有了小小的升旗台，还有公益组织承诺，要把用了十多年的村里自做的旧课桌全部换新；
大年初二，10多位在外读大学的学生们办起一台校园晚会，全村100来口人挤进小学校，唱歌跳舞，感谢师恩，欢庆校园翻新；没回村的“老”学生们也都发来信息，祝愿老师“万事如意”……
晚会上，村民们让杨金元讲讲自己的事迹，他只是读了几封前几届学生写给他的信，报告了一下今年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心里激动而快乐，外表腼腆而讷讷。
15岁时“子承父业”站上讲台，走出大山曾是他莫大的愿望
“长大了，我想做一名老师！”2015年1月，海拔近2000米的海星小学，在简陋教室内、狭小操场上，当14个质朴单纯的孩子有一大半说出这样的人生理想时，你的心很难不受震撼。
这份整齐划一的理想，与乡村教师杨金元的言传身教分不开。这位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中年汉子，已在海星小学这个“一师一校”的教学点当了34年“孩子王”。
杨金元的父亲是上星村的文化人，是一位1962年开始工作的民办老师。因为收入低、难养家，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决定弃教务农，却又牵记着村里的孩子们不能失学。于是，在村长和父亲的合力动员下，1981年，年仅15岁、还在读初中的杨金元“子承父业”，硬着头皮站上了讲台，一个人撑起了海星小学这个教学点。
不是没有纠结、动摇过。走出大山，到外面去闯世界，对年轻的杨金元曾是莫大的诱惑。
初当民办教师那几年，他的收入是每月13.8元。而当地人砍木材运到山下卖，每天就能挣四五元钱，碰上大料，收入更高。“和我们一起干吧，一天就顶你一个月了！”伙伴们一再邀约，他也心动。找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你不教了，这些学生咋个安排呢？要是你想得出办法，我也不拦你。”
上世纪80年代末，村里人外出帮工一天至少赚两元钱，而已结婚生子的他，只靠每月28元工资养家。妻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患了严重的风湿病，无法干活，还要四处求医，加上父亲生病治疗，养家的重担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像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到外面打工、学手艺赚钱的念头，在他心底不停冒出，又一次次被生生压下。
前些年，海星教学点曾因为缺少校舍设施等原因而停办、撤并，村里的孩子转到中心小学去读书。每天上学都要翻越几座山头，家长们不放心，没过多久，孩子们就一个接一个辍学。这样的结果，让杨金元深知，自己若离开，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他放不下。好几次要辞教，但“这些学生咋个安排”，最终还是挡住了他的脚步。
校长、班主任、任课教师一身担，学生们的成绩都很出色
1996年是杨金元走出困境的一年——他顺利通过了民办教师转公办的考试。那时，他已经穷得连去参加考试的几元钱路费都拿不出来了。家里一年四季吃苞谷，一双儿女年纪小，看见别人家的白米饭羡慕得直流口水的样子，这个七尺男儿忘不了。
当上公办教师，每月工资一下从50元涨到350元。杨金元知足了，从此一门心思好好当老师。
如今的海星小学负责上星村和白族聚居的大海子村的低年级孩子教学。杨金元有一个笔记本，细心记录着两个村哪家娃娃到了读书年龄，每年一到8月就一家家上门提醒，让父母给孩子准备入学用品。这里已连续多年没有孩子辍学。甚至，外村的家长也把年幼的孩子送到这里读书，因为对杨老师放心，因为他教得认真、教得好。
“他是我们的校长、班主任、任课教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从入学时学1+1=2，学abc，杨老师教我们知识，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杨老师不苟言笑，他不会絮絮叨叨告诉你要做什么，也不会嘻嘻哈哈开玩笑，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刻在我心中。杨老师不会打击任何学生，他会包容学生犯的错，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偶尔会不听爸妈的话，但一定会听杨老师的话！”10年前的海星小学学生、如今已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杨海英这样描述印象中的杨老师。
在这所“一师一校”教学点，杨金元管学校自有一套。
与山下其他学校不同，这里的作息时间遵从的是村里百姓多年习惯的两餐制生活作息：学生早上10点在家吃饭后来校，两节课后在校吃点营养餐，下午5点放学回家。
每天，他会提前安排哪个年级上什么课，哪个年级写什么作业。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科学、体育和音乐课，样样都有，而且井井有条，从来没乱过。像中心小学那样做备课笔记、教学计划，在这里不切实际；在学期中间也不太可能扔下学生去山外听课学习，杨金元更多是靠自己摸索教材、教法，按适合复式教学的内容和节奏备课、上课。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么一个山村教学点，每年乡里期末统考，学生成绩都很出色。杨老师因此受到过乡里、县里多次表彰。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认可，来自乡亲们。按照规定，教学点老师必须有在完小任教的经历，轮到杨金元时，上星村村民们说，“不行，这里离不开他”，乡里也考虑到海星教学点偏远特殊，准许他成了“例外”。
34年出了17名大学生，村里40岁以下的人全是他的学生
“以前根本没有校舍，晴天时课桌摆在大树下，雨天在村民家里找间空屋。后来生产队把打场的堆房改成教室。15年前，政府拨款加上村里筹资、村民出工，建成了现在的土屋。”坐在简陋却整洁的学校小院里，看着自己栽下的几株树木，讲述着学校进化史，听着孩子们课间嬉闹的声音，杨金元的脸上漾着平静和满足。
也许是常年“一师一校”独自工作，当了30多年教师的杨金元并不健谈，回答每一个问题都“言简意赅”，然后便是静默。他的事，在学生和村民们口中说得更清楚、更生动——
“杨老师教我们学很多知识，有什么不知道的都可以问他！”正读三年级的姚木燕说。
“爸爸妈妈说杨老师是个很好的人。我最喜欢他带我们打羽毛球！”三年级的李锦霞说。
“寒冷的冬天，您生火给我们取暖；硕果累累的秋天，您分梨给大家；我们铅笔断了，您一个一个地帮我们削。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中，您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即将成为教师的云南师大研究生杨灿平说。
34年里，因为有了杨金元和这所小学校，52户人家的小村子，共走出了17名大学生！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杨金元说，村里人一直重视教育。学生们却说，因为有杨老师的启蒙，让大家懂得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越来越多的孩子才有机会到外面念初中、上高中、进大学、读研究生，人生的足迹，从山村延伸向大理、昆明、山东、海南、北京……
“我们这个村子40岁以下的人，全是杨老师的学生。”58岁的上星村村民杨森林说。
“学校有什么事，我一喊，所有人都来！”杨金元平实的话里，也有一丝自豪。
海星小学就在上星村村口，当年栽下的几棵柏树如今已蹿得老高，走出去的孩子们假期回来，远远看见这几株柏树，就会特别亲切。他们知道，杨老师就在树下、土屋里，讲着那些最基础的知识、最平常的道理。课间，他一支一支地为孩子们削好钝了的铅笔，用电饭煲煮上学生营养餐中的鸡蛋，这样，每个孩子一下课就能热乎乎地吃上了。
为乡村留住希望的灯盏(记者手记)
在云南山区，意外地发现，竟然还有那么多“一师一校”教学点存在着。山深路远，让低龄儿童往返奔波或是离家住校，都不现实。设在乡村里的小小教学点，显得那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它们也是希望的灯盏、乡村文化的魂。
但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们，是让人感慨和心疼的一群人。条件艰苦，收入微薄，生活孤独，让很多人难以坚持。这些年，虽然乡村教师待遇有所提高，但从村小向完小、中心校，从乡镇到县城学校，从西部到东部，师资队伍一直呈现单向流动的态势。因为愈向上，眼界与收入也愈高，人往高处走，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因此，杨金元老师的故事才更可贵。一个人30余年的坚守和认真，改变了一座村子的面貌、几代人的命运。这是怎样的贡献与人生收获！
但是，世间能有几个杨金元？在为他的人生点赞的同时，更应探索和设计的是，用政策倾斜与制度保障，鼓励和稳定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让他们愿意留在基层、留在偏乡僻壤处，建立与城市一样优质的乡村教育。为了农村娃儿，也为了乡村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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