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落马官员的背后，总会有一连串政商“朋友圈”的魅影若隐若现。9日上午在西安一审获刑16年的中共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也未能跳出这样的“腐败俗套”。即便到了法庭之上，他依旧自称是被身边“朋友”拉下了水。
“我不是从思想品德、为人上结识既相互促进又清淡如水的朋友，而是交了一批重哥们义气，又带有铜臭味的老板朋友，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贪欲也随之培养起来，最后被这些所谓‘朋友’温水煮青蛙。”这位曾在各种场合高调反腐的副省级干部，在庭审时曾如此供述。
从起初帮人办事收取烟酒土特产，到开始收钱，最后演变为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廖少华的犯罪轨迹似曾相识。从跌入“雅贿”陷阱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到9成受贿赃款来自3名朋友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一些围绕在官员身边的“朋友圈”逐渐沦为“利益输送圈”和“腐败圈”，官员深陷其中却毫无警醒，一步步堕入腐败深渊。
中国各地在加大力度“打虎拍蝇”的同时，也将打击腐败的重点瞄准了这些不正常的“朋友圈”。
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在被巡视的10个省区市和3个单位中，官商勾结情况不同程度存在。江苏省被指“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而在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即便在基层地方政府，也有官员陷入“朋友圈腐败”无法自拔，一些官员被老板朋友抬着“轿子”送上了法庭。
上月末，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周建明受贿案一审开庭，尽管其辩护律师认为，周建明收受的大部分贿赂都是在工程竞标完成后来自朋友“感谢”，甚至不乏“人情往来”，但周建明依旧难逃法律的惩处。
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杨宏斌说，从查办的腐败案件看，一些落马的副县长、基层官员长期在某一领域经营，形成小利益集团。有的官员无论走到哪里，屁股后面总跟着一批工程队，发现案件线索时，往往“一查一窝、一挖一串”。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商界人士利用人脉关系对官员进行‘围猎’和‘喂养式腐败’较为普遍，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堕落腐化的借口。”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官员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公权力的边界不甚清晰，加之官员自身“底线”意识不强，衍生出了不正常的政商关系。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则认为，官商间的不正常“友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市场机制不够完善，权力对市场干预过多的弊端。
中国政府显然已意识到这一点，力图通过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等措施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汪玉凯认为，政府职能的加速转变，将有助于形成正常的官商关系。
近期提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完善了行贿罪的财产刑规定。有分析认为，提高行贿的犯罪成本，重要目的之一便是让官员背后的腐败“朋友圈”无处遁形。
有专家认为，建立全流程的预防腐败监督机制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防止“朋友圈”异化为“腐败圈”的有效之策。
“抓早抓小、严格问责，把权力运行和官员财产晒在阳光下，让更多的人能监督官员，可以倒逼其遵纪守法。”高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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