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人认为，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继续下调，甚至下调到7%以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或周期性因素，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增长动力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增长速度下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后指出，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因此，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既不能无所作为，也没有必要采取大规模刺激性措施，而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快找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样，我国经济就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同时实现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高。
经济新常态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低
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是比较低的，有人甚至认为明显低于7%。实际上，支撑这种观点的论据经不起推敲。
第一，不能简单地从劳动力总量见顶这一事实推出潜在增长率会大幅下降。的确，我国劳动力总量已经接近或达到峰值，但必须看到，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提升，人均受教育水平和整体健康水平在不断提高，因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在持续增加。
第二，不能从目前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这一事实推出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持续低迷。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周期正相关，或者说是顺周期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会放缓。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劳动生产率是个内生变量。其原因很简单：对于企业而言，劳动雇佣量调整的速度远远慢于企业产出变化幅度。所以，当经济加速的时候，企业不可能马上增加劳动雇佣量，单位劳动强度就会加大，按人头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当经济放缓的时候，按人头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劳动生产率提高有所放缓，但不能由此得出未来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持续放缓的结论。事实上，由于我国资本积累仍在继续，人均资本量还在不断提高。同时，尽管目前我国人均资本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仍然存在。这表明我国劳动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继续提高。
除了以上两个理由，还应看到，过去相当长时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并不在生产侧，而以上分析的劳动力总量以及劳动生产率问题都是生产侧的因素。事实上，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需求侧。所以，如果经济结构调整到位、政策实施到位，我国经济需求侧的潜力将会充分释放。当需求侧潜力释放的时候，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我国经济的短板就会得到弥补，增长速度就会上升。
学术界还有一个流行说法，就是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比如说1.1万美元(按照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历史上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之后都明显下降。这种观点有片面性，因为从本质上讲，在开放环境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应该从一个经济体人均GDP与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人均GDP之比来判断该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历史上日本、韩国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时，美国的人均GDP为3万—4万美元，日本、韩国人均GDP接近美国的30%。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到美国的20%。这个差距相当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与当时美国的差距，而当时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7%。
最近，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原因，发现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包括该国人均GDP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经济开放度、储蓄率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程度。在这几个方面，我国的情况都是有利的。我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经济开放度位居世界前列，国民储蓄率约为50%，宏观经济稳定性很高——经常账户存在顺差，财政赤字非常小，政府有大量的盈余资金。综合以上因素，我们的结论是，未来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能保持在7%左右。
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并不低，当前我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业过去10年发展过快，提前消耗了居民的购买力。目前，我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5平方米左右，接近90%的家庭拥有了第一套住房，而目前的房价又超出了许多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业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未来一或两年，房地产将持续成为影响经济下行的一个因素。以2014年为例，假如房地产投资开发力度能够和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开发力度保持一致，那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7.7%而不是7.4%。
第二，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目前，国际经济仍处于低迷时期，增长速度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5%的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只有英美增长比较稳定。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包括欧洲、日本还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当然会遇到增长的逆流。
第三，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绩考核改革，这对于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非常必要，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认识不清、工作不力，出现了怠政懒政问题。
增强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深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改革。我国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有较大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0年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仅为日本和韩国的18%。基于此测算，如果我国用10—20年时间赶上日、韩目前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未来5年每年将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要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增长点，必须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特别是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办法，形成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可持续融资渠道。为此，可以考虑成立基础设施长期建设基金，把基础设施融资从银行贷款中转移出来。这样既能降低基础设施融资成本，也能更好地让全社会监督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促进生产能力更新和绿色化。当前，社会各界对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反应强烈。在我国现阶段，治理环境污染必须加强投资，用新的清洁的生产能力取代传统产能。以钢铁为例，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在10亿吨以上，其中至少一半的生产能力是高度污染的。如果一方面加强环保监督，强力淘汰一大批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积极补贴新生产能力投资，引入国际上最先进、环保的生产能力，布局在河北、山东等沿海一带，利用国际上高质量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加上清洁生产技术，就能够大大降低钢铁行业的污染。根据测算，每改造1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将带动至少8000亿人民币的投资，相当于2015年规划的高铁的投资量。如果能够花5年时间完成钢铁行业的基本改造，每年将拉动经济增长1.2%。同样，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都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进行改造。实施这一措施的关键是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力量，同时严格把好环保关，以四两拨千斤的办法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到新产能中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压缩生产能力，以提高钢铁、水泥等的市场价格，让这些行业的清洁环保投资有利可图。
在扩大消费上继续加力。目前，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1.2%。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过程中，政府还应对消费加一把力，对一些重点消费给予支持。比如，当前居民出国旅游购物是一个重点。应探索在国内建立一系列免税店，让居民在出国旅行时不必牵扯精力在国外购物，而可以在出国之后凭登机牌和出国证件，在国内指定商场购买各种进口产品，同样享受到免税待遇，把流失到国外的一部分消费拉回国内。根据不完全计算，这样做可以把上万亿人民币的消费转移到国内来。总之，扩大消费大有文章可做，只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拓展思路，转换机制，就能不断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好地发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16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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