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实施将近18年来，香港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总体保持繁荣稳定。看到香港回归以来的良好局面，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经济界委员，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李裕民为能参与此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定轨奠基的历史性工程深感自豪。
虽已87岁高龄，李裕民仍然精神矍铄，对参与基本法起草往事侃侃而谈。1985年，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李裕民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尽管本单位公务繁忙，他仍十分专注地投入这份“兼职”工作。
“我的本职是搞经济工作，但起草基本法是政治任务。经济服从政治，‘兼职’比本职更重要。”他说，起草基本法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和落实“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必须要有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
当时，基本法起草工作分为几个专题小组进行。李裕民所在的经济专题小组共有14位委员，勇龙桂、黄保欣分别担任内地、香港委员的召集人。“小组委员包括内地经济专家和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李嘉诚、霍英东、查济民等几位先生都在其中，委员们的专业性、代表性都很强。”李裕民说。
他回忆说，起草过程中，两地委员平等协商，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所有条文草案都要经小组2/3以上委员通过后，才提交起草委员会大会讨论，再经全体草委2/3以上通过，才能列入草案。
草委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各抒己见，为保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竭忠尽智。在经济专题小组，草委们关注的焦点是回归后特区政府的财政政策。“我们认为要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如果政府开支过于庞大，最后会应付不来。对此，香港委员们都同意，认为是给香港经济吃了‘定心丸’。”李裕民说。
他认为，基本法的上述规定对香港财政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保持财政盈余，财政储备由1997年底的4575亿港元增长至2015年3月的8195亿港元。
在受访中，李裕民对不久前去世的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鲁平表示深切怀念。他说：“鲁平是草委会副秘书长，对基本法起草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做出了很大贡献。每次委员们对条文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他都会带领工作人员连夜开会研究。该修改的就改过来，不能改的就说明理由。”
谈及香港与内地关系，李裕民说，国家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一以贯之，多次对香港及时伸出援手。1987年10月，香港受西方股市暴跌影响发生“股灾”，一时人心惶惶。港英当局和银行界采取放宽股权限制、减息和集资“救市”等措施来稳定股市。对此，中银香港给予了很大支持，与汇丰、渣打银行一起提供了10亿港元，支持恒生指数期货市场，为动荡中的香港股市注入强劲信心。
当时主管中银集团国际业务的李裕民回忆说，集团经营股票的业务量在期货市场所占比重不大，之所以出资平抑股市主要就是为了保证香港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此外，中银还曾在境内外调集、收购大量港币，成功应对香港的挤提风潮。
“香港有段时间由于淡水不足，冲马桶只能用海水，很多马桶都是锈的。后来，内地兴建东江供水工程，最终解决了香港的用水问题。”原本常去香港出差的李裕民深有感触地说，内地在蔬菜、活禽供应方面也想方设法保障香港需求，这都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对于目前围绕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讨论，李裕民认为，香港政制发展必须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框架内进行，行政长官候选人应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这是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也是“一国两制”的必然要求。
“基本法凝聚了两地草委的心血智慧，体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值得好好珍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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