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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并且是第三年连续下降。
劳动力还够不够用？“民工荒”“用工成本上涨”等现象反映出来的，到底是劳动力总量不足还是结构性失衡？人口红利减少会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有效应对？
——编者
劳动力人口绝对数持续下降，少子化速度超过老龄化
劳动人口总量下降，内部也呈老龄化趋势
有一部电视剧《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引起很多80后的共鸣，原因是很多人都跟男主角一样，一人要供养6名老人。一个家庭里劳动力偏少，抚养比高，这已是中国的现实。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4陕西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较2013年减少11.26万人。从社会总抚养比来看，社会抚养负担自2012年来逐年加重，2014年为31.7%，较2013年提高0.59个百分点，较201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国劳动力人口自从2012年出现拐点后，总量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是第三年连续下降。
“我们在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龄化趋势也早就出现。”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说，15—59岁这个年龄区间，比重较大的是4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他们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生育高峰(1950—1957年)、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1972年)出生，目前虽然仍在劳动年龄内，但是已经接近老龄人口。
“到2013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绝对增长没有了，出现了标志性的转折点，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但看劳动力够不够不能仅仅看数量，还要看结构、质量，以及其他社会因素，比如老年人是否就业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说，从性别比例来说，男性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攀升，处于失衡状态。从年龄结构来看，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15.5%，65岁以上占10.1%，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有效供给。
从人口抚养比来看，人口年轻化，供养的老人少，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共存的特点，给劳动力人口带来压力。“发达国家老龄化一般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子化，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第二阶段是长寿化，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但在中国，少子化与长寿化同期并行。相对日韩等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时的锥形结构，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很多，结构不合理。”陈秋霖说。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0—14岁人口比重比1982年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在上升，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
人口红利减少，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够
如果经济转型成功，劳动人口减少不会对增长造成过大影响
人口红利减少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作过描述——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不能认为，劳动力总量减少就是劳动力不够了，还要看供需是否匹配。从供给来看，劳动力人口在减少，但绝对数量仍有9亿人，规模庞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招工难”“就业难”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两难”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我国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中高校毕业生将近一半，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已占主体，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中高端岗位提供就业机会。但从需求来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制造业、服务业一线普工和服务员，同时我国又是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没跟上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求职意愿、能力素质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这位负责人说。
杨成钢认为，“两难”是局部性、阶段性问题，用“机器换人”以提高生产效率，应对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供需匹配也存在阶段性现象。经济结构调整变革快，但对人的教育培训见效比较慢，观念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劳动力供需衔接上，会有一定的错配现象发生。”
“我们以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后，经济增长中劳动要素的供给会出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使我们经济增长不要过多依靠劳动要素的投入。”杨成钢认为，如今，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正在经历“减速关”，能不能冲关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智力、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劳动要素的减少就不会对未来的增长造成过大的影响，就可以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杨成钢认为，除了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目前的人口现状对社会管理也形成巨大压力。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是“9073”，即90%的老年人依靠家庭养老，7%依靠社区养老，3%靠机构养老。“90%的养老在家庭，但一半家庭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他们要在家庭养老必须要有社区服务的支撑，但实际上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很吃力，并且越来越吃力。这一切迫使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转方式调结构，加强教育培训，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
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内部老龄化明显，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减慢，将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蔡昉根据数据推测，到2020年，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将减少到3055万人，外出农民工增长将明显减速。
在这种情况下，应对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既需要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应想方设法通过改革和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转方式调结构来应对挑战，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知识密集、科技创新型产业为主。测算表明，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改革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
从改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头着力，蔡昉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进一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劳动力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促进教育公平，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延长人口红利。
有专家把过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所形成的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优势称作第一次人口红利，把未来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称作第二次人口红利。
据此，陈秋霖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后，仍可以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一些行业因为劳动力短缺面临挑战，但是也会有一些行业如健康医疗、养老等因为服务需求增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口政策应随着人口形势变化而调整。“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初期，计生政策抑制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但是到了后期，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有所变化。”蔡昉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妇达到137万对，而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单独夫妇约有1100万对。
在杨成钢看来，人口政策应该摆脱“工具性、国家性、应急性、单维性”的思维方式，“有关人口数量、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一个有着内在均衡机制的政策系统。”他建议，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国策的同时，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科学调整并实施适合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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