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半年全国经济运行数据的发布，各省市也陆续发布了2015年上半年GDP的“成绩单”。目前已有27个省份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本省份GDP数据。
GDP增速名列前三的是重庆、贵州、天津，这3个省市的GDP增速分别为11%、10.7%、9.4%。在前3名的省份当中，西部省份占据了2个席位。另外，从已经公布数据的省份来看，西部省份经济增速均超过7%。
西部在加速“补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近些年形成的总体格局是：中西部经济增速普遍比东部地区快。
刘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西部增速赶超东部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国际外贸来看，外需不断减少，出口受到很大影响。
从国内来看，工业化、城镇化的重心也在向中西部转移，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还很低，要“补课”追上来。
“从整体上看，西部快于东部是符合逻辑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潘璠告诉记者。
在潘璠看来，多数西部省份基数较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也相对较低，增长速度较快符合规律；其次，在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加快发展之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缩小东西部差距。只有速度上快于全国和东部地区，才能逐步缩小差距。而如果速度相同，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实际上，每个省份的增速和发展情况，都跟这些省份自身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政策、房地产市场、基础投资建设有关，比如，贵州、重庆等西部地区增速快，与他们的基础投资建设有很大关系，基础投资建设能拉动GDP的增长，投资能带动人力、建筑材料、钢铁水泥的需求，所以这些省份GDP增速在当前比较快。
“从数据看，西部一些省份投资和GDP增速都比较快，投资拉动经济的特征明显。这在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经济发展的某种阶段性特征。”潘璠说。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一些中部地区省份GDP增速超越了全国，但并没有达到该省自己制定的年度增速目标，例如湖北省、河南省，这两个省上半年GDP增速分别是8.7%、7.8%，距离两省各自制定的9%、8%都有一些距离。
“尽管这些省是农业大省，但农业的比重很小，河南的发展也是靠二、三产业带动的，不是农业带动的。”刘勇指出，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效率问题，今后应当按工业方式去发展农业，不仅是生产环节机械化，还要让农业更多地“商品化”，农民生产不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河南、湖北、湖南，这些地方首先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要向商品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一些经济学者指出，全国增速7%，必然有部分地区快于全国，部分地区慢于全国，部分地区与全国不相上下。从过去的“东中西”，到现在的“西中东”，中部地区在速度上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中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功能定位、结构特点是基本契合的，也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是整体协调、平衡的。
尽管增速中西部普遍比东部快，但东部省份GDP总量则大很多。GDP总量排名中，前3名全部为东部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上半年GDP总额分别为34526.64亿元、33927亿元、29731.7亿元。
“中国经济的重心还是在东部，因为东部块头大，中西部增速虽然快，但块头小。东部经济增速下降快，中西部增速弥补不了东部下降造成的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刘勇说。
因此，一些经济学者认为东部经济增长稳定，中国经济就能稳定。
刘勇告诉记者，东部是外向型经济，现在饱和了，需要结构升级和优化调整。他建议，东部应当把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自己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东部经济增长要靠创新。
任何地区都不能一个产业独大
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和山西省GDP增速都很低，山西是2.7%的增速，离全年GDP增速6%的目标差很远，辽宁是2.6%，离全年GDP增速6%的目标也很远。黑龙江和吉林尽管目前官方还没发布数据，但这两个省一季度增速也很低，分别是4.8%、5.8%，离全年目标都有不小差距。
“这涉及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问题。”潘璠告诉记者，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需要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山西、河北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也需要调整升级。在调整过程中，旧的停了，新的还没有形成增长点，更没有成为支柱产业，速度下降难免。这也是过去过度依赖某些行业的结果。京津冀一体化无疑带来了河北的发展机遇。而对山西而言，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显然还需要摸索和假以时日。
刘勇分析，东三省和山西省增长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他们都是老工业基地，市场化程度落后，加上产业结构单一，国企比重大，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很弱。
山西增长慢主要是受煤价下跌影响，内蒙古鄂尔多斯、陕北都面临相似问题。
7月28日，山西省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山西省原煤产量4.63亿吨，同比下降3.2%。而煤炭企业库存达到4700万吨，比年初增长35%，占到近半数的全国库存。从2014年7月份起全行业连续12个月亏损，仅上半年亏损40.6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亿元。
“任何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都不能一个产业独大，重点产业之外要多元发展，形成一个产业体系，抵抗市场风险。这是一个教训，相关地区要赶紧补课。”刘勇说。
一些媒体分析称，各省上半年经济指标并不理想，下半年完成任务主要靠投资带动。刘勇强调，最应该投资的是人力资本，比如将9年义务教育提高到12年，大学适当减免学费，同时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潘璠告诉记者，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该科学审视投资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
他解释，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新的价值，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出口。没有生产出产品，拿什么进行投资和消费？况且，总量是既定的，扩大了投资就难以扩大消费。
如同把一座没有达到使用年限的建筑物推倒了重建，投资规模和速度上去了，也为总量和速度作出了贡献，增量有了，但存量并没有等比例增长，甚至基本没有增长，还可能耗费了有限的资源，造成了污染和环境损失。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应继续延续扩大外延的模式。
一些分析指出，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需求没有那么大了，未来主要靠房地产、医疗、教育、服务来带动。
“发展第三产业当然是必需的，但一二产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潘璠说，对东部而言，依然有必要优化和发展第二产业。要把宝贵的资金投向有基础性作用的重大装备项目，投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项目，投向建立完整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短板项目。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培育和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更多关注经济增长质量
全年时间过半。从数据上看，上半年增速高于或低于年度目标的大约各占一半，个别省份已经不可能完成全年增长目标。对此，潘璠认为还是应该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必过多纠结于速度上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更不能把增速的回落理解为经济的下降。
潘璠比喻，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如同一辆行驶着的列车。列车不可能永远行驶且不断加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不可能永远保持较高的速度。
“长期以来，在对发展速度的判断和把握上，从一些地方、部门到部分专家学者，都有一些不尽科学的看法和做法。”潘璠说，即在增速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依然把哪怕很小幅度的回落视为不可接受的下滑，并屡屡提出经济增速不能低于某个数字。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如一个城市去年投资1000亿元，如果10%的增速不变，今年就要1100亿元，明年就要1210亿元，后年就要1331亿元……如此类推下去，整个城市不就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工地？
近年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鲜见6%以上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包括中国，2013年，世界经济总量前5名的经济体中，美国增长1.88%，日本增长1.54%，德国增长0.43%，法国增长0.21%，英国增长1.66%。虽然印度增速有可能超越中国，但2013年印度GDP总量和人均GDP仅相当于中国的20%和22%。“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不是一个量级的经济体去拼速度。”潘璠说。
当前，很多学者反映，经济下行的压力使得中小企业生存处于艰难时期，中国经济的后劲需要中小企业后程发力。事实上，半年多来，央行已经多次采取降息、降准等调控措施。这些措施对增加货币供应量及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难困境，减轻购房者房贷压力、促使房市销售回暖，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都是资金问题造成的。”潘璠说，着眼长远，还是要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尽快改变对少数行业、产业和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允许房价合理回归，提高发展的质量。还要改进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GDP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并大力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各类社会矛盾，让更多的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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