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创新都是重要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说，观点创新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发掘更多还未掌握的历史资料，二是创新理论研究视角。就当前研究状况来看，对资料的挖掘、搜集已经颇为充分，通过资料创新达到观点创新之路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和方法，通过创新理论研究视角来实现突破。
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指导，也是其重要来源，这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特色。这一特色同样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典型的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徐大同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刘泽华等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这些研究注重社会背景与思想的结合，在社会背景下关注政治制度演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阶级矛盾等。
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些成果、方法、视角，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西方政治制度研究中占主流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在新制度主义研究的视野中，“制度”的涵义更加宽泛。政府的组织形式、政党的结构等，行为规范、准则、惯例等，还有一些属于思想的内容如信念、符号、认知模式等，都被纳入研究范围。传统上我们认为政治制度对政治思想是有影响的，而新制度主义则直接告诉我们，制度本身就蕴含着思想。又如西方政治心理学，其虽有行为主义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之分，但两者都承认社会环境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人的心理和行为对社会环境也有反作用。这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启示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政治思想本身，也应看到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三者之间的互动。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吸收整合优秀学术研究成果，为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理论研究视角提供借鉴？我们不妨提出政治制度思想的视角。政治制度思想应着力于探讨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具体来说，它研究政治制度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而建构的，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对政治思想又有何影响。
以往，我们习惯于在制度研究与思想研究之间划定一道明显的界限，这导致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研究的相互隔离。然而，制度和思想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作用的。制度构建环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而学者和决策者的思想也影响和推动政治制度发展。同时，制度和思想也有相互重叠的区域，即制度中的思想。政治制度思想的提出，有助于认识当时决策者和思想家的真实意图，同时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写提供新视角。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丰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传统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政治哲学、政治伦理、治国方略等，基本不关注政治制度。其实，政治制度中也蕴含着大量思想的内容，我们应该关注、分析政治制度中体现的思想。
增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维度。政治制度思想探讨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即制度—言行—思想，或者思想—言行—制度，这给中国政治思想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其一，制度建构的环境对思想家的影响；其二，由思想家的行为推断其思想、观念；其三，从思想家对制度、政策的影响来推断其思想、观念。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尤其是那些身居重要官职的人对当时制度、政策制定有不小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蕴含在这些制度、政策中的思想来推断他们的思想、观念。
解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从政治制度思想的视角看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谜团，或许能够消解争议、得到共识，并对片面的观点进行修正。比如，对待“汉末清议”，传统观点认为是士人的集体自觉，但深入分析当时的制度环境可以看出，当时的太学、家族制度以及察举形成的门生、故吏制度为士大夫对抗皇权提供了支持，这正体现了制度建构的环境对思想家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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