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感悟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如何对待群众的基本问题。
一.为民谋利是党的宗旨所在，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
中国和江西现代史有一个时间段值得一说：毛泽东在1930年。
这一年，发生了“中原大战”，红军九打吉安，一打赣州，打下长沙，第一次反“围剿”。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除了忙于军事斗争，还在做什么？在进行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研究。
1930年1月5日，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用非凡的远见和历史的逻辑论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月，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挺进江西，与朱德率领的第一、三、四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后，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红四军的行动方案，并帮助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推动宁都分田分地。
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陂头主持召开“二七”会议。会议将红四军前委扩大其任务，成为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决定将赣西特委(在这之前湘赣边特委已并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会议重点部署了分田分地工作。
3月11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兴国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兴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
3月16日，红军从东、南、西三面进攻赣州，未能攻克，只得撤围。18日，毛泽东在赣州城郊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同日，共同前委发布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
5月2日，红四军攻克寻乌。毛泽东在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经过十多天的调查，后来整理成五章三十九节共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同月，写下《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6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汀州会议，决定将红四、六、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关于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毛朱随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
7月，毛泽东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经广昌、瑞金绕道到达兴国，然后率大部队出征，缓缓向南昌推进，途中攻占樟树镇。
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28日，毛泽东在袁州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
10月4日，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下吉安城。
10月17日和25日，毛泽东接连在峡江和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当前的任务不是进攻大城市，而是积极防御。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来8个兴国籍的红军战士，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得出了中农、贫农、雇农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的结论。他后来在1931年把这一调查分析整理写成《兴国调查》。
10月底，国民党10万军队向苏区集结，开始第一次“围剿”。而毛泽东在11月部署第一次反“围剿”的间隙中，还整理出《东塘等处调查》，说：“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11月21日，毛泽东同古柏在木口村调查，并随即整理出《木口村调查》，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
12月29日，张辉瓒率第18师1.4万人向龙冈进犯，有5千人与主力隔离，4万红军立即包围其师部和所属9千人，并利用大雾发起攻击。12月30日，“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仔细分析毛泽东同志这一年的工作，人们不禁要问：军事斗争这么紧急，毛泽东怎么还锲而不舍地搞调查研究、抓分田分地呢？这其中的缘由，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得很明白，“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群众利益是群众最关心的，维护群众利益是我们党和红军得到群众拥护、支持并得以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说，“我们当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代表人民什么呢？毛泽东认为，“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群众利益很重要。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实施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一批土地法，“分田分地真忙”。正是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作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行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因而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毛泽东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历史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规律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我们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就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到维护群众利益上来。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
二.贯彻群众路线要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要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善于在众声喧哗中听清楚时代的声音，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做群众工作，就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把群众利益时刻记在脑中、放在心上、抓在手中。
《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著作对党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讲得十分透彻。毛泽东说，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目标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怎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呢？这就要为群众谋利益。当时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呢？是土地。如何让农民得到土地，如何分配土地呢？“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毛泽东1930年的系列调查正是带着这些关键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制定了党领导土地革命的重大政策，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要求我们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调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这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
当前，如何把群众的利益表达准确、代表到位呢？
一要主动代表、维护和实现群众权益，真正把维护群众权益的旗帜抓在手中，把维护群众权益的责任落实到人，打好维护群众权益的主动仗，正如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
二要解决那些关系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尤其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要研究如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三要做好“小事”。现在，一些群众的意见和不满并不是针对党和政府，而是针对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事情。
四要保住民生底线。坚持抬高底部、缩小差距，资源财力配置体现保底扶弱。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群众就会发自内心地拥护党和政府。
五要重视长效机制和长远价值取向。促进社会公平，制度规定要向群众公开，让群众感受公平，政策环境对民办公办要一视同仁，处理公共事务要主动接受监督。
六要善于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用沟通、协商、教育、疏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和新媒体等现代手段，让群众理解、拥护党的政策，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扩大群众工作的覆盖面，畅通群众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让群众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管。
三.制定正确的政策来解决关键问题，是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支持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对群众利益的代表和维护，往往体现在各项具体政策上。所以，贯彻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要抓住制定和执行政策这个关键。
其一，抓住问题，就要抓住关键问题、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贯彻群众路线，实现群众利益，要抓住难题。难题、难题，难就难在对利益群体的分析。现在，社会矛盾碰头叠加，利益主体多元多样，利益诉求复杂交错，群众对利益的敏感度不断上升，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大家常问：群众究竟在想什么？什么是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的决策要把握各方面的利益关切，提高综合、表达和统筹各个群体利益的能力，抓准重点，兼顾全面。既要体现群众的现实利益，又要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既要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普遍愿望，又要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为我们解决这方面问题树立了典范。
当时，在分土地时，就碰到了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如何分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又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正是抓住了这些关键问题，毛泽东的系列调查才能有的放矢地展开。
其二，破解难题，关键是拿出具体办法，制定有针对性的正确的政策来。
抓住了关键问题，还要有的放矢地制定具体的政策，破解难题，这样才能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毛泽东正是通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掌握了城市商业、分配土地等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客观依据。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他同时指出，“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为我们党在制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找到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源头，也树立了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其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实践效果不断调整、完善。
党的六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要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二七”会议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毛泽东结合在寻乌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对土地分配问题除重申原来的“抽多补少”的规定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这一重要原则。
现在，我们贯彻群众路线，就要把握各方面的利益关切，提高统筹各个群体利益的能力，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在制定、贯彻、执行政策过程中，反对主观与客观相脱离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思想作风，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深化了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回顾历史，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之所以能够不断走向胜利，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始终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
其一，要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就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视为思想路线问题，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正因为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视为革命领导者制定政策、破解难题的根本途径，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为我们党制定科学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依据，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源泉，也树立了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习近平同志强调，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面对突出问题、关键问题，只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
其二，要密切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结合党的奋斗历程，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根本是密切党群关系，关键是坚持群众路线。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正因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寻乌调查》一直就很受重视。习近平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也提到寻乌调查，说“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等地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观点是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工作是全局性、基础性、经常性和根本性的工作。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重温党的奋斗历程，我们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抓住密切党群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防范脱离群众这个最大风险。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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