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8月11日电(记者孙晓铮 王绥翊 林凯)“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印章都盖歪了。”70年后，时任警卫参谋的王楚英回忆起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情景，记忆犹新。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呈交投降书。
担任警卫参谋的王楚英，当时负责受降典礼的内外布置。他清楚地记得，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一直到礼堂外1200米，每隔50米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五面国旗。每个旗子下站着两名宪兵，两名新六军武装士兵，一直到大礼堂门口。
“上午9点，冈村宁次在受降书上签下‘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下了图章。”王楚英告诉记者，“当时现场的一千多人应该都看到了，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
受降仪式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但意义重大。“八年里，我们浴血奋战、团结一心，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全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全世界的胜利！”说起当初的心情，王楚英依然慷慨激昂。
王楚英1923年出生在湖北黄梅，是中国远征军老战士。据老人回忆，他14岁参加淞沪会战，之后随部队转战皖南。1939年考入中央军校17期，1941年毕业后，到云南作战。随后参加入缅远征军，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后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4年，王楚英调任新六军14师作战科长。
1945年8月，他到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8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礼堂看电影。九点半左右，美国一个教官跑过来，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投降了！’礼堂里马上沸腾了，伴随着欢呼声与叫喊声，全场的帽子都飞上天了！”回忆这一场景时，王楚英依然激动不已。
“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也被人灌醉了。在昆明街头，哭喊着拥抱，敲锣打鼓狂欢。”王楚英继续回忆说，“城里的老百姓原本都在睡觉，后来也都被我们吵起来跟着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
老人说，胜利狂欢后的第二天，他就接到军长廖耀湘的电报，要他马上回芷江军部。到芷江后，廖耀湘对他说：“你不要回昆明了，有任务。”
紧接着，王楚英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
1949年，王楚英前往台湾，1954年回到大陆，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了24年。如今，他在南京城西的一处居民小区安度着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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