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8月14日电(黄安琪、周文其、涂莹)“上海工厂内迁的时候，许多人抛妻别子，一如奔赴疆场的战士，有的还献出生命。”大迁移参加者张帆回忆说，“敌机扫射，船破人伤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逼近了上海，妄想迅速摧毁长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从而达到控制经济命脉的目的。
为了保存经济实力，生产抗战的军需物资，并开拓和发展大后方工业，东南沿海的爱国实业家、工商业者和科学家纷纷集议，计划举厂内迁。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管迁移上海及沿海各地工厂的工作，对迁移地点、办法、运费及生活费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并在苏州、镇江和武汉等地设立办事处，协助中途转运工作。
经过各界各方同心协力，第一批内迁工厂顺昌、新民、上海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厂等4家厂的机件，经苏州河运出。随后，又有一些工厂和著名商业公司经苏州河陆续迁移。上海失陷后，各厂迁移不断地改道易地，长途辗转，突破敌人封锁，途中历经艰辛。
“当时军运频繁，民运十分艰难。1937年10月26日闸北失守后，苏州河被敌军截断，只有南黄浦一条通路。11月5日敌军在杭州湾登陆，松江河道又受到威胁，只能托外轮运至南通州，再设法运武汉。”张帆说，沿途遇到敌机追踪扫射，往往船破人伤。
10月间，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工作结束，工厂迁移的重心移到了武汉。在武汉，刚迁来的工厂一面寻找场地复工，及时赶制枪炮弹药和被服积极支援前线；一面还在从长计议，准备继续内迁。1938年6月29日，日寇逼近马当防线，武汉各厂又开始再拆再迁。
在上海工厂内迁的同时，沿海各地工厂的迁移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38年春，我国北方最大的一家纺织厂豫丰纺织厂从黄河口出发，将8000吨机器设备由铁路南运至汉口，再换装到380条小船上，穿过水流湍急的三峡向四川驶去。其间有120条船沉入三峡，其中99条后被船工打捞上来，不知经过多少艰险，终于在1939年4月到达重庆。
“这些被迫搬迁的民族企业，使得原本工业化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创造了税收，支援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表示。
大学的搬迁工作，几乎和工厂的迁移同时进行。教育界的许多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和学校的师生员工，为了尽量避免敌人毁灭我高等教育，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组织濒临战争前线的平、津、京、沪、杭以及冀、鲁、晋、湘、鄂、粤、桂等省、市的高等院校，相继移迁西南大后方。
当日军进入广州南郊时，中山大学的学生还在广州北郊撑着装有图书馆藏书的船坚毅前进。当局在克服了日军轰炸和战争绵延的种种困难，终于把许多学府分别迁到安全地点。
据1939年的统计，从1937年7月7日起，日军破坏了我国54所大学和专门学校，使我国文化教育的损失达2.17亿元。当时的流亡大学有大学生4万多名。但是，1939年秋，我国的教育系统在内地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这些内迁院校大多集中在重庆、成都和昆明附近。在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下，许多学者、教授枵腹从公、呕心沥血、为国育人，教育当局立撑危局，各校莘莘学子含辛茹苦，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垂危奋力求学，内迁高校并造就了后来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
“当时高校内迁被称为‘文军西征’。”苏智良说，迁移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不少学校历经多次内迁，由于路途遥远，经费所限，不得已丢弃了很多设备，不少老师和学生为了学习千里跋涉。后来，一些大学生参军，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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