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指导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政策或手段的一种侵略理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打着“兴亚”“解放亚洲”“保全支那”的幌子炮制“大亚细亚主义”，实质上是为了迷惑亚洲各国人民，更加隐蔽地实施侵略计划。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抱着早就被戳穿的历史谎言不放，完全是自欺欺人。
一、“大亚细亚主义”形成于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下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萌发于日本明治时代，是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日本一开始的遭遇与中国类似，同样被西方列强侵略。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兴亚论”。他们主张亚洲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这可以看作是日本近代“大亚细亚主义”的源头。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日本对亚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年12月7日，有日本“文明之父”之称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说：“亚细亚洲要同心协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须推举一个首领来做盟主……这个东亚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属。”在他看来，对中国和朝鲜而言，日本不存在侵略的问题，只要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使两国效法日本进而开化。这可以看作“大亚细亚主义”的一种初始体现。
“大亚细亚主义”形成于甲午战争前后，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樽井藤吉，是“大亚细亚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年轻时因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志，转而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扩张。1893年，其代表作《大东合邦论》出版。该书全部以日本式的、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他在书中提出以日本为盟主，建立所谓“大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世界形势变化，“大亚细亚主义”不断发展演变，其侵华性质更为露骨地表现出来。小寺谦吉堪称大亚细亚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他从1908年起六任众议员，是日本政坛的活跃人物。1916年11月，小寺谦吉撰写《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由东京宝文馆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堪称“大亚细亚主义”的代表作。该书宣称“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以亚细亚的势力对抗欧罗巴的势力。黄色人种中的独立民族要相互协同，通过不断的建设提高各自的生存能力，以自己的努力实现新的文明，以对人类文明历史有所裨益”。作者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出结论，认为“和平主义是现代的空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家生存依靠的是实力。日本缺乏资源，必须要强化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亚细亚主义的基础”。“日本是亚细亚文明的传承者”，在列强要瓜分中国情况下，中国在一切方面都不行，所以必须由日本来“指导”才能解决问题。“日本在大陆建立立脚之地，并不是侵略支那领土，而是在巩固本国国防的同时，有利于支那的保全，为的是保障东亚永久的和平。”全书有一半篇幅用来论述“大亚细亚主义和支那的保全改造”。认为应由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造、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而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直至将中国完全改造成日本的附庸国。
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也是“大亚细亚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他所设想的“大亚细亚联邦”是由“大亚细亚的盟主”日本来高举“亚细亚联盟义旗”的。因此，“日本为积极而发展而进行的战斗，不单单是为了私欲私利，而是为了促进其他民族的积极觉醒，赶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现状，并将其视为正义”。
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大亚细亚主义”的大力鼓吹者
“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是“门罗主义”在亚洲的翻版，宣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它一出世，便为日本政府和军方重视。在“大亚细亚主义”发展过程中，随处可见日本政界、军界要人的身影。
近代天皇制是日本政治的核心，在日本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21年，日本大正天皇病重，担任摄政王的裕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在皇宫中开设“大学寮”，并请日本法西斯犹存社创始人之一大川周明讲述其所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大川周明也极力为日本侵华公开辩护，主张中国即使被侵略也应该服从“兴亚”大局。
日本传统的右翼团体和代表人物，纷纷以“大亚细亚主义”相标榜。日本最早的右翼团体玄洋社，被认为是“最早标榜、实行‘大亚细亚主义’的有力团体”。头山满，作为日本20世纪初右翼政治领袖、军火商，极端国家主义秘密团体黑龙会创办人，也同为“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
军部势力作为日本法西斯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是“大亚细亚主义”的重要推手，许多军界要人以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为荣。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成立了“泛亚细亚协会”。1933年3月1日又以该会为母体创立“大亚细亚协会”，松井石根担任会长，会员有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德富苏峰、松冈洋右、铃木贞一、末次信正、芳泽谦吉、小畑敏四郎等陆海军、外务省、学界、言论界的实力派人物。他们创办《大亚细亚主义》，标榜“立志于亚洲的团结与解放”。这些人作为“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也都成为后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人物。
正是在日本军政界要人的推动下，“大亚细亚主义”逐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之一。大亚细亚主义者向亚洲及中国内地扩张的野心也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及亚洲进行侵略的政策逐步融为一体，使“大亚细亚主义”越来越凸显出军国主义的本质。
三、“大亚细亚主义”实质上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军国主义思想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虽然打着“兴亚”的幌子，但其核心是要中国放弃主权，任由日本“改造”中国，最终由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等于“大日本主义”。对此，日本著名学者木下半治在《右翼恐怖暗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右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并且一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义，进行侵略大陆的宣传。”
日本右翼人士在援助中国革命中，虽然倡导中日提携和高举“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但这一切都是表象，其背后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黑龙会创始人、曾大力援助孙中山革命的内田良平曾说：“孙以大义名义分灭满兴汉为革命旗帜，目的在于驱逐满人，建设汉人之中国。(吾人)因此帮助汉人，使满人求助于俄，而且日支提携以破俄，收满洲、西伯利亚为我所有，奠定大陆经营之基础。”内田借助孙中山分裂满蒙的意图破产后，又为日本政策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并支持清朝遗老进行复辟活动，两次策划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一句话，他们援助中国革命是为侵略中国服务的。
也正是因为“大亚细亚主义”所蕴含的侵略和妄想奴役亚洲邻国的企图，使它从诞生之日就受到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怀疑批评。1919年，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目的是要“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因此，“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1924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北上经过日本神户时，应邀做《大亚洲主义》讲演，曾婉劝日本当局“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且勿推行“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做西方霸道的鹰犬”。
综上所述，“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之一。日本政府虽然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要实行“大亚细亚主义”，但从“大陆政策”到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无不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化。而且，当日本受到西方压制或与欧美争霸失利时，往往借用“大亚细亚主义”，以“兴亚”“解放亚洲”为名，给自己侵略亚洲邻国的行为戴上一顶“道德”高帽，企图使侵略行为合法化。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一书中所指出的：“大亚细亚主义”“不管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呼声多么逼真，也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矛盾的表现，既不是亚洲的解放，也不是反对帝国主义。”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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