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27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香港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2017年特首普选无果而终。香港政府和社会各界均表示搁置伤痛,专心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然而,部分“泛民”议员和激进团体咄咄逼人,不断製造事端,殊不知香港经济正在沉沦,香港社会正在撕裂,香港已经不起折腾了。
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从区域、产业和资本三个方面快速推进,是香港发展的重大契机。借力“一带一路”,可以进一步释放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把握机遇谋发展才是香港走出困局的正途。
一、“一带一路”从三个布局上铺开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拓展中国陆上和海上的战略空间,解决中国过剩产能和提升产业优势,以及促进中国金融机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区域布局上,“一带”和“一路”各有侧重。一方面,“一带”以中亚国家为重点,开拓海外市场。“一带”沿线国家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长期睦邻友好的中亚地区,经济互补性强,投资需求旺盛。投资完成后,还能打造出中国企业的新出口路径。另一方面,“一路”以东盟区域合作为突破,深化改革开放。美国重返亚洲,经济上使用TPP重塑亚太经贸规则,企图边缘化中国。而中国正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推进沿边开放升级版,以此构筑亚太经贸话语权。
产业布局上,输出过剩产能,壮大优势产业。第一,以设施联通为契机,输出过剩产能。中国产能严重过剩,急需对外开拓市场,从“中国製造”到“为中国製造”。第二,以基建为切入,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中国的高铁、核电等产业具有全球比较优势,中国南车和北车等央企正在优化重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逐渐成形。
资本布局上,加快金融机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一是中国发起设立了亚投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二是“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中国已与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定,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投融资货币。另一方面,庞大的贸易和基建投资将推动人民币计价及支付走进当地市场,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制度红利引领三个节点功能
香港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可以在地理、制度和金融等方面,成为“一带一路”的经济节点。与三个布局相对应,香港可以为区域布局担当地理节点,为产业和资本布局提供金融节点功能,并为三个节点提供制度节点服务,这也是香港因为“一国两制”而具有的制度红利。
一方面,香港是“一路”的地理节点。香港位于中国—东盟的地理中心,地理位置极为独特。香港是沟通中国—东盟上下的桥樑,贯通亚洲南北的大枢纽。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带一路”的金融节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海外投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各方面提供投融资支持及先进管理经验。近期全球股市、汇市和大宗商品的大幅震盪,以及可能于年内设立的深港通,给香港金融中心带来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机遇。
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赋予了香港巨大的制度红利。在与西方经贸往来上,香港具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国际商业网络和国际化人才等制度优势,对于中国规避西方意识形态的围堵、降低企业走出去的国际风险、提供国际化人才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制度节点。
三、“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既可以分享内地发展成果,又可以走完全不同于内地的资本主义道路。“一国”加上“两制”给了香港双重优势。香港的腾飞得益于内地的低度开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几乎是全国进出口和资本流动的唯一通道。然而,一七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二○一三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一路走来,内地不断深化对外开放,香港经济也由峰值转下。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除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谈,“一国两制”保障了香港与内地的制度差异,差异的存在就可以“套利”。例如,港资在内地可以进入更多投资领域,沪港通使港人可以购买内地A股,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香港加入了APEC、亚开行等国际组织。简单地说,“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是,可以同时无缝连接内地与世界,即香港是中国和世界的“超级联繫人”。
伴随内地不断对外开放,香港“超级联繫人”的作用空间在缩小。香港已经连续多年实质增长率低于3%,总体发展缺少长期规划,主要产业除金融外几乎都在下滑,金融业也面临新加坡和上海的竞争,新兴产业长期没有发展起来。然而,“一带一路”是中国从区域、产业和资本全方位的对外布局,是长期且务实的国家战略,例如,亚投行、中俄高铁、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专案都已签约和逐步落实。香港务必利用这次中国内地大规模对外延伸的机会,尽可能释放“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
四、启示与建议
政改搁浅,中央、香港政府和大多数港人无不痛心。然而,痛定思痛,香港应该坚定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满怀信心地去发展经济民主,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功能和机遇,是“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香港社会需要稳健政制、规避社会动盪,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近期香港社会并不安稳,例如少数激进分子在港大闹事、反对派议员阻挠政府设立创科局,这些事件一来影响中央对港的信任;二来影响香港法治,商事规则和执行力也必然受挫;三来将打击国际资本和投资机构的信心。如此一来,对于“一带一路”而言,香港制度节点自然失效,地理节点很可能被广东替代,金融节点也将转移至上海或新加坡等地区。因此,香港务必保持政局稳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及早做好在“一带一路”的定位、战略和具体政策,积极发挥“一国两制”红利,使香港取得更大的自身发展。
作者:刘诚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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