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英雄先烈不容忘却:中共情报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情报战之三：中共对日情报战
作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副研究员方玮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起群众性的反情报网，使日特难以渗透。从中央到各个根据地建立专业的情报和反间谍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派遣特工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和其情报机构内部，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我们深切怀念那些在隐蔽战线上对日作战的英雄和先烈。
(一)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起群众性的反情报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企图进行情报刺探，不断派出间谍化妆潜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但是，日本方面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渗透和情报工作往往效果不佳。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兵员往往都来自于封闭偏远的农村，擅长长期潜伏的日本特工却根本无法在那里立足。
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设立锄奸部门，建立起群众性的反情报网，在各抗日根据地，从县到乡都建立了锄奸部(科)，并经常对广大群众进行防奸防特教育，每个村庄的人员通行必须有抗日政府的路条，设置岗哨，查验路条。广大群众还自觉地成为抗日武装的情报人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比如打柴、放牛、走亲戚、做买卖时留心日伪军动向，及时把情报反映给八路军、新四军。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擒获日本间谍
(二)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专业的情报机构，开展对日伪的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社会部：193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社会部，下设秘书长、政治处、干部部、保卫部、地方部、回蒙工作委员会和情报训练班。同时还设有第一、二、三部(局)。《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各中央局、省委、区党委应下最大的决心，选择政治上最坚定、能力上最适宜的干部建立社会部。
社会部的具体任务是：1、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2、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3、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4、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5、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中央社会部先后成立陕北公学和西北公学，并举办多期培训班，训练情报干部。其训练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政治学习；二是进行专业训练，如密码使用、电台报务、照相密写，以及如何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袭击等等。受训人员大部分被派往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成立了社会部。中共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抗日根据地为基点，把情报人员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日伪的军、政、警、特、宪内部，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政情报。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还积极开展对东北伪满和日军的情报工作。
1939年，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后，潘汉年被任命为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卓越的领导者。为了建成华南地区的情报网络，潘汉年到香港后，从廖承志那里调张唯一到情报局掌管内勤和机要。在张唯一的直接领导下，又新建了由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高志昂(负责电台发报、译电)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个班子后来成为潘汉年在港的主要工作据点。
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内设调查局(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情报部)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负责)。1941年12月，中共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下设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办公室。)政治研究室设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包括日本中国沦陷区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带)和国际研究组(包括苏联欧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
中共中央情报部：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和一局的2处、3处合并而成，归中央调查研究委员会领导。194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情报部的任务，性质，组织，计划》，决定由康生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王稼祥(并未到任)、叶剑英和李克农任副部长。中央情报部的三室是军事情报室，下设五个局及研究室等单位。其中，二局即原军委二局，三局负责日伪军研究。
(三)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打进日伪内部，开展对日伪的情报战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打进敌伪内部，开展对日伪的情报战，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重庆等地建立了情报组织，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获取日军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日军本间师团内策反了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把搞到的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交给华北联络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
派遣共产党员关露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在大力经营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潘汉年利用上海错综复杂、敌我交错的环境，大胆从容地与日军、汪伪展开一系列情报战，为抗战的胜利屡建奇功。潘汉年由香港抵达上海后，着手建立情报工作班子，先后建立与延安、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并选派一批骨干打入敌伪军政警内部，形成了一支地下尖兵；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无畏精神，向汪伪头目进行策反，获取重要战略情报。
潘汉年还指示与丁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之一的关露打人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关露原名胡寿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21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在此期间，关露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并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了插曲《春天里》。潘汉年之所以选择关露，是因为原为共产党员的李士群被“中统”逮捕期间，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收留并照顾过李士群怀孕的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夫妇一直很感激胡绣枫一家。后李士群自首投靠“军统”。上海沦陷后，李士群又投靠日本人，后成为汪伪特务机关负责人。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关露利用与李士群一家的关系，打入李士群的汪伪特务机关76号，进行搜集情报。
通过在上海、香港的情报网，获取了一些重要的绝密情报：潘汉年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特殊手段，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他勇敢机智，深入虎穴，周旋于日军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以及国民党势力之间，在隐蔽战线上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潘汉年通过在上海、香港建立的各种情报网，先后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绝密情报。尤其是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毛泽东写下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企图，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6月13日获得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战略情报，使苏联早日进入战备状态；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苏联在获知情报后，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
派遣被称为“五重间谍”的袁殊成功打入日伪内部：潘汉年还和日伪方面建立重要战略联系，通过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袁殊成功打入日伪内部。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国军队方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毁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后来在潘汉年的指示下，袁殊成立了“兴亚建国委员会”，担任主任干事，并担任“兴建”会机关报《新中国报》、杂志《兴建》社长。潘汉年又动员进步人士去报社和杂志社担任要职，安排情报人员到岩井公馆当秘书，在公馆内设立了秘密电台。日本的情报机关就此变成中共可靠的情报来源。“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总部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殊以兴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取得了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资格。自然，这个会议的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潘汉年手中。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派遣中共情报人员张子羽打入大汉奸周佛海的“周公馆”。1942年底，潘汉年指示中共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的关系，与周联络，并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同时，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佛海的“周公馆”，获取了有关周佛海的重要活动情报。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电报内容通过潘汉年转交延安。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
(四)在重庆建立以阎宝航为首的情报网，通过与国民党上层的各种关系，获取了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关东军布防等非常有价值的日军情报
中国共产党还在重庆建立了以阎宝航为首的情报网，通过与国民党上层的各种关系，获取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有关日军动向、部署的情报。这些情报组织，通过不同的情报网络，搜集敌方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阎宝航，字玉衡，辽宁省海城市人。1937年4月，“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立，直接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9月，阎宝航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经过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周恩来授命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阎宝航，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不断结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等人，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为中共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1年5月的一天，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密报蒋介石：“纳粹德国决定6月20号左右约1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此后不久，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举行酒会，阎宝航作为政治设计委员也应邀出席。于右任拉过阎宝航，悄声说道：“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了！”阎宝航当即借故离席，将情报送交周恩来。延安方面将这份重要情报交到了苏联红军情报人员手中。 1941年6月21日凌晨，斯大林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也证实了阎宝航情报的准确性。苏联红军提前了24小时布署，得以免遭灭顶之灾。6月30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
1944年夏，阎宝航在重庆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获得了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这份敌情资料，标明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的兵力配置、筑垒地域分布、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实力和指挥官情况。阎宝航找借口借阅，并速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由南方局组织人员全部拍照后报送延安，然后通过延安转报苏联。正是由于阎宝航提供的情报，苏联红军对日开战后，按阎宝航提供的情报，“按图索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了关东军。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鉴于阎宝航在二战中情报战线的重大贡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3枚卫国战争纪念章授予阎宝航(已故)和他领导下的情报人员阎明诗(阎宝航长女，在阎宝航情报小组中负责机要通讯)、李正文。
(五)中共党员、日籍情报人员中西功出生入死提供日军进攻珍珠港等重要情报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还有一批日本革命志士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中共党员的日籍情报人员中西功就是突出代表。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高层，却为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提供重要情报，多次出生入死，在隐蔽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11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于1929年到上海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该校主持教学的是中共党员、留日归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很快，中西功就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同学一起建立了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1930年中西功因散发反战传单被日本驻沪领事馆逮捕关押。1930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4年，他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迅速成立。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中西功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括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由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他提供的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对中国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希特勒希望得到日本盟友的帮助，但在日本国内，围绕北进还是南进这一重大战略抉择，交锋激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军将领都主张先南进，占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区，攫取其战略物资。
1941年8月，日本南进目标已经明确，中共中央要求中西功进一步搞清日本发动战争的准确日期。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义，大胆独闯军方的报道部。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中西功知道了留驻中国南方的日本部队已在台湾集结，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各部也正在海运南下。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南进作战意图十分明显。中西功又通过其他途径进一步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国开战的情报。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再查“满铁”密档，最终锁定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西功的频繁活动，引起“特高课”的注意，于1942年5月被“特高课”逮捕押回国，日本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后，受到严刑拷打，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1944年被日本法庭宣判死刑。宣判书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所幸的是，死刑还未及执行便迎来日本投降。战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为重建日本共产党奔走，长期任神奈川县委员长，1973年病逝。
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他在法庭上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对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斗争，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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