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既是怀想历史之疡，又是构思未来之旅。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经济总量已让中国不能不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的构建者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离今天已经70周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时仍有小范围的战争和冲突发生，但总体来说，全球仍维持了和平安宁，放到人类历史来看，这其实殊为不易。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相安无事，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合在一起，为世界建立起了一定的秩序，使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纠纷，有了相对稳定的协调力量和手段。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的历史，“落后就要挨打”逻辑主宰了国际关系，大国之间互不相让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战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秩序缺失或遭到破坏。一个和平而正义的世界，应当使大国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妥协，小国也不必因为弱小或落后就必然挨打。这需要在国际秩序足够有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所遭逢的现实，却是又一轮的“礼崩乐坏”。
去年，世界各地隆重纪念、反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一百年；今年，人们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数死难者点起了蜡烛。在一片“追古”声中，IS(伊斯兰国)在中东兴起，叙利亚在发生内战，乌克兰危机导致美欧俄对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使争端复杂化。就在前几天，日本还在杯葛联合国秘书长和韩国领导人出席中国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仍在延续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无疑也在向政治和安全领域蔓延。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论证了人类永久和平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时至今日，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显然还没有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未能一劳永逸铲除掉埋藏在国际体系中的“地雷”。它在今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七十年前的国际秩序安排，已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第二，在原先的国际秩序中，扮演领导者角色、提供国际公共用品的少数大国，不仅供给全球经济、政治生活公共用品的能力大为下降，而且继续供给的意愿也在减弱。
天下有治，然后有序，“有治”又是以治理者的存在为前提。在国际体系中，有能力担负起治理者角色、带领其他国家一起治理世界的，一定是经济体量较大、政治影响力较广、战略协调能力较强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中国虽然也曾一度享有“大国”光环，但那其实不过是虚假的荣华，与自身实力并不相称；那时中国也并无很大能力参与世界重建，相反，主要是在别人建起的屋檐下共享和平。
今天，中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国应约而来者为数众多。这正反映了一个新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举手投足，都在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访客纷纷临门，不是来看北京的秋高气爽，而是把中国当成了化解世界问题的新的思路。
中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既是怀想历史之疡，又是构思未来之旅。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分量仍十分不足，但国民经济总量已让中国不能不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的构建者角色，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习近平主席语)。
作为曾经的战胜国和战后秩序议定者，中国要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防止它遭到任何势力与任何形式的挑战、歪曲和否定；同时又要会同其他国家，丰富、发展原有国际秩序，使之兼顾历史主义的现实政治和伦理主义的正义需求。在过去若干年间，中国通过海外维和、公海护航、灾难援助等形式，已经逐渐转变为国际生活公共品的一个重要提供者。而在最近两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既是为自身长远发展谋出路，也是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和平找前景，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举世瞩目。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今天所追求的，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而是着眼于文明创新、人类福祉的“中国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现的，正是中国以向国际理想主义的回归和重构，回应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疑虑，这也是与当年日本式的国家利己主义的显著差别。一个从过往战争悲情中走出来的中国，应该有这种胸怀和自信，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往昔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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