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刘芳从光明走向黑暗。
一年毕业典礼上，一个腼腆的女生红着脸问她：“是不是我把一只角膜捐给您，您就能看得见？”
“谢谢你，好孩子，老师的病不是角膜的问题。”
小女孩想了想，又抬头说：“那我就把一只眼球给您吧。”
说起这件事，一直微笑面对记者的刘芳突然红了眼圈。
她只是贵州农村中学一名普通女教师，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在她平凡的人生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平凡的故事？
从光明到黑暗
2007年，刘芳曾反复做一个梦：夜晚，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抬头，忽见满天繁星。她抓住身旁的人，奔走相告，说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那时，她刚失明。
十年前她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原来她有点夜盲，到1997年，眼前晃起了“水波纹”，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宛如一朵“恶之花”，层层花瓣不断绽开。她看世界像是隔了一只鱼缸。
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不治之症。
医生说，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腿一软，刘芳险些瘫倒。
那年她26岁，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刚工作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
夜深人静时，她咬着被角，在黑暗中哭泣。
她曾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苹果脸，身材娇小，人还没见先听到笑声，绘画、写诗、书法、唱歌、跳舞样样都行。
她喜欢教书，而且教得别出心裁。批改作文，写评语前先画个卡通脸谱表明整体印象，笑容灿烂的、一般微笑的、嘴角紧绷的、瘪着脸的、痛苦扭曲的，有的还顶着鸡冠子、留着羊角辫……这样的轻松幽默，学生们看得笑逐颜开。
失明了，还怎样画出一个笑脸？
她专门去学了两年绘画，希望用画笔留住这个缤纷的世界。画得最用心的是一只猫头鹰：黄褐相间的羽毛，站在枯枝上，背景是湛蓝的天空，最动人的是那对眼睛——又圆又大，仿佛能看穿一切黑暗。
视野一天比一天变窄，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
2006年，她看到的最后两个字，是课本封面上的“语文”。
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当年一段录像保存至今：学生都放学了，刘芳从讲台上拎起包，摸索到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她已看不到的空荡荡的教室，缓缓带上了门。
在黑暗中抓住光明
初见刘芳，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个盲人。
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走近百米，下两层楼，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2008年初冰雪灾害时，小区停水停电，她拎着大桶，摸索着下6楼去提水。巨大的冰坨子在头顶摇摇欲坠，天寒地冻，一步一滑，最后她累得晕倒在地……
不知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烫出水泡、碰碎杯子，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绝望、沮丧、灰心，她想过放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有人建议她病退或休息，她婉拒了：“那样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
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写板书，她有时会写歪，有时重叠到一起。一次，没留意走到了讲台边缘，一脚踏空，摔在垃圾桶上。学生奔过去扶她，说：“最后两个字都写到墙上去了。”
多年以后，她的学生说：“刘老师歪斜叠加的板书，是我们青春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眼睛沉入了黑暗，唯有心能抓住光明。
她尚未全盲时，有一次学生们发现，刘老师把课本拿倒了，照样侃侃而谈，这才知道，她根本没有看书，而是在背诵课文。
为了教好书，刘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
她用耳朵批改作文。学生朗读，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
“感情再充沛一点！”“他这个角度大家想到没有？”她像个乐队指挥一样调动着全班。
“该我了！”“我有不同看法！”学生们热烈响应。
听、说、读、写，多种训练同时进行，比单向的教师批阅效果更好。
学生越来越喜欢她。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学生们跑去求校长，哭着说：“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啊！”毕业了，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妹妹牵到刘芳手上，点名要进她的班。
打开一扇心之门
2009年的一天，年轻老师章玉嘉向刘芳求助，声音都颤了：“我们班有个女生想自杀。”
找到那个女生，刘芳一伸手，摸到了纤细手腕上厚厚的纱布。这个平常很文静的小姑娘来自一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刘芳用一块布蒙上她的眼睛，说：“你就这样跟着我一天，试试我是怎样生活的。”
一天之后，刘芳问：“容易吗？”
“不容易。”
“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
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落在刘芳手上。
刘芳又去姑娘家家访。她看不见路，只能让章玉嘉牵着自己。天黑了，她们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深一脚浅一脚走过狭窄的乡间小道，数着电线杆，才找到那个偏远的村子。
刘芳告诉家长，孩子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点爱。她把母亲的手拉到了女儿手腕的伤疤上：“你不爱女儿吗？”
“爱。”质朴的农家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感情，而当“爱”字出口，尘封已久的心门终于打开了，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从2008年起，校长何代乾交给刘芳一份开创性工作——心理咨询。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结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
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我无法克制住对她的好感。我的心总是上下浮沉，不知如何是好。”或者，“今天，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我想坚强一点，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泪水。”还有，“现在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我渐渐长大，突然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
让一个盲人去宽慰明眼人，这的确很少见。不过，任何人面对一个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柔弱女子，再难的事也该想通了吧？
一次，一个陌生人因感情挫折想自杀，错把短信发给了刘芳。电话打通了，她劝导得小心翼翼：“你只是一朵早开的花。有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你，其实不是你自己？”
前后三个月，刘芳一次次跟这个不曾谋面的姑娘通话，终于，姑娘有了笑声：“刘老师，我答应你，好好活着。”
刘芳不止一次收到这样的留言：“是您，在我心里点亮了一盏灯。”
那些穷孩子，那点滴的爱
记者采访时刚过中秋节，刘芳讲了一个月饼的故事。
有一年，她布置的作文是《中秋感怀》，男生陈祥写道：“中秋节到了，每个人都在吃着月饼。而我却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滋味，甜的？酸的？看到很多人不爱吃，把月饼丢在了垃圾桶里，我好想捡起来吃了。”
刘芳读得心酸，就去他家家访。父母在外打工，他跟老人住在破旧的农家小屋里。刘芳听到窗户上的声音有点奇怪，一摸，连玻璃都没有，几片塑料纸在风中飘摇。第二天，她带给陈祥一块大月饼。
男生咬了一口，噙着泪花说：“刘老师，月饼是甜的。”
很多年后，陈祥工作了，打电话要请老师吃饭。刘芳笑了：“你喜欢吃什么就带我吃什么吧。”
停顿了一秒钟，陈祥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月饼。”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大省。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和进城务工家庭的白云三中，贫困生很多。对穷孩子，刘芳总会多尽一分心力。
有个自幼失去一条腿的残疾男生，刘芳承担了他初中三年的学杂费，又攒钱帮他安假肢。一个中档假肢相当于刘芳半年的工资。没料到，这引发了“爱心接力”。一位干部听说此事，要求共担费用。没多久，假肢厂厂长来了：“我免费给孩子量身订做一个高级假肢。”
终于能双脚走路了，男生跑来找刘芳：“我能不能叫您妈妈？”
叫她“妈妈”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
不久前的教师节，已大学毕业也成了一名老师的袁凤梅发来短信：“刘妈，感谢命运中出现了您。”
读初三时，袁凤梅的父亲病逝，刘芳把她当女儿来照顾。袁凤梅回忆：“我最难的时候，刘妈始终陪在身边。她很少触碰我的伤心事，像阳光一样包容着我。”
中考前，刘芳抱着袁凤梅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相信女儿。”袁凤梅说，“你眼睛看不到了，还把我们教得这么好。我有什么理由学不好？”
那一点一滴的爱，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温暖。
一个孤儿在日记里写道：“刘老师，初中三年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全班四十几个同学看着您的一切，可是您却看不见我们的脸。您只能用心去体会我们对您的爱，用声音来辨别我们是谁。我好想为您做点什么，但是我一个孤儿想做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您祈祷，希望有朝一日，您能复明。”
有遗憾，更有爱和力量
曾祥雷，刘芳的一个终生遗憾。
那是个有梦想的男生，喜欢音乐和美术，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有人说，人生是一片大海。我认为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是一片音乐的海洋，它在唱着生命的交响曲。”
但他初二时辍学了。在这片贫困的大山里，学生常常很小就跟着大人出去打工。刘芳和同事们家访的一个经常内容，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
刘芳把曾祥雷找回来，对他说：“先把书读好，才能更好地追逐梦想。”
学校里有个学生意外丧生，刘芳特意选曾祥雷代表班级去送花圈。这个敏感的男生懂得她的良苦用心，在另一篇随笔中写道：“刘老师是为了让我珍惜生命，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初中毕业后，曾祥雷又读职高，如愿找到了工作。
刘芳没想到，她可以扭转青春期的任性，却无法战胜根深蒂固的贫穷。
2011年的一天，刘芳的手机响了，听到的是一位母亲的哽咽——
曾祥雷死了。
他去架桥工地打工，在一场事故中，从40米高处跌落下来。
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两页纸，写于他死前一周，是写给刘芳的：“我一次次逃课，您一次次把我叫回来，一句都没有骂过我。现在工作了，很开心。但每次想到您眼睛不好，我就很难过。等我挣了钱，一定帮您治好病。我就是您的儿子。有什么事情，您喊一声，我就会来的……”
这，是人们所知的他最后一个愿望。
刘芳的另一个遗憾是儿子。
她最后一次看清儿子阿牛的脸，他才七八岁，现在都读大学了。尽管能摸到儿子的鼻子、嘴巴、胡茬儿，她却只能想像，他长得帅不？黑不？她遗憾没能亲眼看到儿子的成长，更遗憾没能给儿子像其他妈妈那样的照顾。十多年来，关于儿子的每一缕记忆，都伴着甜美与刺痛。
才3岁，阿牛就会说：“妈妈不抱，宝宝自己走。”
从五六岁起，他每天早上都是先送妈妈上班，自己再上学，风雨无阻。
那时在白云区，常有人看到这个场景：一个小不点的孩子牵着妈妈的手，左右张望着过斑马线。有车，他就说：“妈妈不要动。”可以过了，就喊：“妈妈快跑快跑快跑！”
刘芳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在母亲搬来同住之前那些年，刘芳都是独自带孩子。因磨砺而早熟的孩子，对妈妈有着更深的爱。
“我妈妈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做了很不平凡的事。”在小学作文中，阿牛写道，“她的眼睛看世界是黑暗的，可她的心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自打刘芳坚持站在讲台上，就非议不断：“一个盲人，还教什么书啊？”但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压力越大，越要站得直！而来自身边的爱和支持，则是她的力量源泉。
很多同事都当过刘芳的“秘书”，帮她打印资料、整理教案，领着她去吃饭、逛街、聊天。学生们都争着去搀扶她，把她牵到讲台上，还把粉笔、黑板擦放在固定位置，这样她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的善良、乐观与坚强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有个同事的女儿要做手术，血浆不够，她第一个报名献血。全校师生都知道她的存折密码，谁有急需都可以借用。
“刘芳给我们很多力量。”同事毛艳红说，“她都认真地活，我们有什么理由随便过？”
一条河流奔腾不息
刘芳爱读书。
甚至失明之后，她也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胸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如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她小学五年级写了第一首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作品。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一部已经出版。
2011年7月，她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同事去外地参加培训，闲谈间，大家谈起了共同的青春岁月。有人随口建议：“你也写写我们的青春呗。”
那一晚，她失眠了，十几年人生风雨如海啸般涌上心头。一张张远去或变老的面孔，一群群来了又走的学生，校园里每个角落，大山里的偏远村庄，那些欢笑，那些泪水……一桩桩、一件件，像是得到召唤一样浮现脑海，让她心潮澎湃，血脉贲张。
回到家，她打开电脑，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此后，在教课、做家务、督促孩子写作业的间隙，她每天坚持写作，顺畅时一天能写5000字。
万籁俱寂的夜晚，她盘腿坐在小桌前，手指轻触贴着特殊标记的键盘，听着读字的机械之声，一路敲下去。黑暗里似乎打开了一个舞台，故事轮番上演，如河水般奔流不息。她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部历时8个月写成的《石榴青青》，80%以上的内容是真事——一群“70后”年轻教师坚守西部农村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这本书色彩明丽、幽默风趣，很多细微观察比其他作家更敏锐。
海伦·凯勒曾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记述，一位明眼朋友在树林中穿行了一个小时，却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而对她来说，一块树皮、一朵花、一只小鸟的跳跃、一股小溪的清凉，都那么美，像“一场极其动人而且演不完的戏剧”。
刘芳深感共鸣：“明眼人总以为世界的千姿百态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失明之后才懂得珍惜。”
“比如灰尘。”她说，“很多人抖被子、拍枕头，都抱怨‘好大的灰呀！’对我来说，每一颗灰尘都是有生命的，跳跃在记忆之中。以前在阳光中看见灰尘，从没注意过它们，现在灰尘随风飘动的样子却令我神往。”
很多曾被忽视的细节，写作时竟历历在目。
那些搞怪、尴尬的场景，让她忍俊不禁；那些求知若渴又困苦无助的孩子、那些美景与贫穷交织的山村、那些因生活重压无奈离去的同事，让她笔重千钧。
2011年4月的一天晚上，敲完最后一个字，刘芳仰面瘫倒在沙发上。心绪从主人公感伤的世界里缓缓退潮，归于平静，像漂在一片平缓的河面上随波逐流。她仿佛重过了一遍人生，如今只剩灰色“水波纹”还在眼前晃动。而顶灯在眼皮上照出的光晕，像新的希望在远远地召唤。
在小说的前言中，她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新华网贵州频道10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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