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度性话语权”与“建设文化强国”
从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看，中国要建成一带一路经济带，需要建成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圈、文明圈和文化势力范围的“文化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连续37年高速而不间断，人均GDP增长30倍。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尽管只有7.4%，是20年来最低的，但是，其增长量等于半个印度或半个俄罗斯一年的GDP。[5]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未来的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中国不参与新规则制定，就没有更多优势。中国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都没有发言权，美国有一票否决权。亚投行的出现，是中国开始撼动世界现有地缘政治经济的里程碑。而“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原则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中国要提高“制度性话语权”，首先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丧失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如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朝贡体系。笔者最近在喀喇昆仑山罕萨王宫里看到的民国20年喀什道尹为坎巨提供差颁布的公告)，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郡)，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美国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今天的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兴趣越来越小，早已经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美国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美国的盟友或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一个国家如果是西方是民主国家，那就是“我类”；如果不是，那就是“异类”。
三.一带一路文明圈与“文化强国”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区、宗教文化所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亚历山大帝国的崛起：军事、文化艺术、佛教；贵霜帝国的崛起：军事、佛教文化艺术；波斯王朝的崛起：军事、驿道、贸易、拜火教；唐王朝的崛起：军事、贸易、丝绸、儒教、佛教；阿拉伯王朝的崛起：军事、贸易、伊斯兰教；成吉思汗的崛起：军事、驿道、贸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高僧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来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斯拉，求取佛教真经。
在“东西双向开放”的思路下，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的“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那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发现这是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这是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文化圈，如巴基斯坦北部山区。
自古以来，从古代高僧、商队，到西方探险家，往来丝绸之路多走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瓦罕走廊。但是，除了法显、宋云、玄奘和斯坦因等中外旅行家留下的文字外，很难找到更多的书籍。今年暑期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读到小说156页，看到吉尔吉斯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我困惑了。为什么中国商人要带《禹贡》去荒寂的葱岭西部做生意？翻开《禹贡》，发现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绥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新丝绸之路大国博弈的赢家，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经济领导者，也必须是一带一路的文化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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