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是看病难的症结所在。要让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医生“向下流”
●病人并非迷恋大医院，而是在追逐好医生。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医生，谁愿意舍近求远
●解决看病难，必须着眼于人的解放。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医改正能量
年前，演员李冰冰到澳大利亚拍戏，因连续发烧10余天，前往澳洲医院的急诊看病。等候、验血耗了6个多小时，医生也没能确诊。于是，她连夜飞回中国，直奔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化脓性扁桃体炎。经过输液等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李冰冰充满悬念的求医经历，让很多人发出感慨：还是中国医生水平高！
其实，单凭李冰冰的就诊经历，很难判断中澳医疗水平孰高孰低。毋庸置疑，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的顶级医院，代表了最高医疗水平，治好一个扁桃体炎，不足为奇。假如李冰冰没有上协和医院，而是随意去了家门口的小诊所，医生对症下药，病情缓解，倒是可以说明中国医生整体水平“不是盖的”。而澳洲医院急诊的重点是危急重症，常见病反而是其“短板”。对于扁桃体炎之类的小病，急诊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去找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经验丰富，比急诊医生更有办法。这主要反映了中澳医疗体系的差别，而非两国医生水平的高低。
那么，中国医生的水平究竟高不高？客观地说，医生水平与医院等级基本成正比，协和医生水平很高，社区医生水平很低，参差不齐，差距悬殊。换句话说，中国最好的医生都在三甲医院。病人要想找个好医生，只能往大医院跑。只要找到大医院，就能找到好医生。尽管大医院拥挤不堪、服务较差，但依然是患者的最优选择，因为“看好病”是第一需求，“体验感”是第二需求。虽然政府希望百姓“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但由于基层医生水平普遍较低，病人宁可半夜排队挂号，忍受菜市场般的糟糕环境，也不愿在小诊所里耽误病情。可见，病人并非迷恋大医院，而是在追逐好医生。如果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医生，谁愿意舍近求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医生数量并不算少。2014年，每千人口执业医师2.12人，接近很多发达国家。但如果只统计硕士以上学位、具有独立诊治能力的医生，恐怕少得可怜，而且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可见，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是看病难的症结所在。要想让老百姓就近看病，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吸引一大批好医生“向下流”。但问题在于，我国医疗资源主要按照行政等级分配，越是级别高的医院，获得的资源越多，医生收入待遇越好。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医院成了好医生的“抽水机”，沉在最底层的往往是学历低、水平低的医生。对此，老百姓心知肚明。人命关天，谁愿意让差医生“练手”呢？
如何才能让好医生自愿“向下流”？核心就是医院去行政化、医生去编制化，逐步从医生多点执业过渡到自由执业。只有让医生可以自由选择执业地点和方式，其劳动报酬由市场来决定，好医生才有留在基层的原动力。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公办为主，政府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医生“吃皇粮”，旱涝保收，普遍缺乏看病的积极性，大病小病都转诊。在发达国家，基本医疗大多数是由私人诊所承担的，很多医生愿意自己开办诊所，其收入并不比在大医院低。患者即使是在社区的小诊所，也可能遇见有名的大医生，因为医生的优劣与医疗机构的大小没有关系。
这让人想起3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承包前，农民种的是“公家地”，多干少干一个样，所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养懒汉，粮食年年不够吃；承包后，农民种的是“自家地”，不用赶不用催，起早贪黑去干活，粮食很快大丰收。原因何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包产到户明确了利益归属，农民拥有了自主经营权和分配权，交够国家，结余归己，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避免了“搭便车”现象。同理，放宽医生在基层开办诊所的限制，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可以极大地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政府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多方参与的价格协商谈判机制，让医疗服务价格能够体现劳动价值。在充分竞争的基层医疗市场中，医生的薪酬将主要由患者决定。因此，基层医生必须靠技术和服务来吸引患者，否则就会饿肚子。基层医生干得好，收入不封顶，甚至可以超过大医院，何愁没有积极性？果真如此，越来越多的好医生将从“求上流”转为“求下流”。
医生自由流动是国际通行做法。解决看病难，必须着眼于人的解放。让医生流动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医改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医生，就是解放医疗生产力。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开医生在基层创业的广阔空间，把更多的好医生从体制内释放出来，才能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质量，实现社会需求与医疗供给的“无缝对接”，从而让“全国人民上协和”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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