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召开三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有数，理政有方，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智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引擎“中国梦”这艘世界巨轮砥砺前行。习近平高度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中国道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完美“超越式传承”，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
一、传统富民思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富民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儒家经典《周礼》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认为满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利民、富民。“小康”一语最早即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多个五年计划或规划。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上表示，中国未来的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如果说“四个全面”完整地展现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的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无疑是这个伟大框架的总目标。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上强调，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项改革任务、制度建设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聚焦。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再次强调，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建设”到“建成”，小康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的本质要义。
从“全面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共十八大为中国未来发展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这种循序渐进的设计，为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梦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明确的历史方位。
二、古代法治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治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向来重视依法治国，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古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这主要体现在商鞅的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必须首先守法、法律符合国情民情、简明公开让民众充分了解等内容上。
习近平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曾引用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2015年9月，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演讲时说，“法者，治之端也。”
习近平曾用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来阐述执法之道：“首先，领导干部要懂法，‘为官之义在于明法’。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明’也是让自己懂法，在内心拉一条底线。其次，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才能让法令顺利推行。最后，领导干部执法时要公平正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习近平还引用了很多法家的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他在《之江新语·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就引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曾感叹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讲的是同样道理。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从客观上说，法治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详细的了解，而在于在日常行为中时刻体现规范意识。他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引用“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法度明，纪纲正，大治之势必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执政行政到日常生活，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民生，法律的作用日益凸显，法律的力量越发强大。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法治带给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更感受到了法治对于全面推进改革的助力和保障。
三、传统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建设
孔子提倡“忠恕”、“中庸”，提出了“欲而不贪”思想；孟子提出了选贤、取廉等廉政思想主张；管仲把“廉”视为维系国家大厦稳定的四大支柱之一；战国时期确立了与如今中央巡视制度颇为相似的监察制度。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对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他便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13年4月19日，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夏朝，亡于夏桀的“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第二个统一的王朝商朝，亡于纣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仍然是腐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制定新的反腐战略，坚持顶层设计，以惩治求突破,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目标，统筹推进，惩防并举，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当下,中国反腐的形势日趋清朗,信息越来越公开,反腐模式正从传统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反腐策略正从零散型的应急反腐向整体型的系统反腐转化。这些转化,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前瞻性战略选择。
四、古代民本思想与习近平的民生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孔子使民富庶教的思想，把广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治理国家贤治境界的思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关于养老恤孤制度的思想；孟子“民为贵”的思想；《尚书》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北宋张横渠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都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一直在继承、发扬这种传统。他指出：“必须重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的需求，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2007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先后写了《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等三篇文章，充分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历次讲话中，“人民”都是最突出的关键词。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响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价值观念的当代价值，也是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对接。他还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多处体现以民为本思想的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等等。
五、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他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还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于2014年11月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
这一战略构想借鉴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放、进取、合作、共赢的积极精神和历史上对外经济交往的经验。陆上丝绸之路远在西汉就由张骞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也在西汉开通过，当时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此后各代在这两条线的交往络绎不绝。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有一些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和创新。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讲的和谐精神。今天习近平提出这一战备构想，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经验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予以继承和创新，也是传统理念中积极部分的运用。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这一理念，强调的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念。从“一带一路”倡议所坚持的原则来看，中国绝不是将自身战略强加于别国，而是强调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合作的最优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这一哲学思想改良的最好呼应。
六、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道家崇尚的和谐观念，早在中国上古文化里便已萌芽。春秋时期《国语》里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尚书》里很早就提出“协和万邦”、世界和平的观念；《左传》里也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就像乐器演奏音乐的那种和谐一样，要达到天下的“无所不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从哲学价值观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与中华文明的伦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也是在中华文明中追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理想的产物。
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现代外交的运用。去年12月在乌镇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说自己“非常愿意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事实上，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至今，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谈“命运共同体”，已不下百次。
习近平对“命运共同体”的阐述，存在一个递进关系：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七、古代治吏与全面从严治党
我国古代有“治国先治吏”的说法，自先秦时起，就十分重视对官吏的严格要求，以致在各种法律中，都有管理官吏的专条，如《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等。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官吏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当权者的统治效能和国家的兴衰。因此，古代的许多明君，都很重视官吏的“作风建设”，敢于从严治吏。在提高统治效能与建设清明吏治上，历代思想家与政治家也多有论著。
建国后毛主席说过：“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习近平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也说：“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种种举措，无一不是在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党的优良传统。
八、古代任贤观与习近平的人才战略观
《贞观政要》中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资治通鉴》中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墨子·尚贤》中说：“尚贤者，政之本也。”明太祖朱元璋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清代康熙皇帝说：“政治之道，首重人才。”这都是我国古代关于治国和人才关系的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在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2009年3月3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要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形成合理结构，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习近平对“用人”的高度重视几十年未变。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不断强调用人的风向标作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会议上讲话，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他更明确指出，考核干部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用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干部选任等话题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例如在甘肃调研时，他强调要重用“四种人”，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他提出干部要做到“心中四有”。他重用知识型干部，不拘一格选用省部级干部。对基层干部，他看重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人才。他多次强调，要着力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结语：纵观习近平治国理政这三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他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破解现代难题，诚如他所言，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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