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也要做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提出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载体。
中国制造、中国因素、中国元素，大体可以概括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制造阶段，中国靠贸易让世界所认知，更多是适应、接受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处于被动角色。21世纪初进入中国因素阶段。不仅仅在贸易，中国在其他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正在转向中国元素阶段。中国元素是什么？世界的进步是在不同文明碰撞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在未来全球治理中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不断融入，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元素。中国元素应该包括中国经验、中国力量和中国文化三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前两个方面。
地平线不是平的，世界也是不公平的。美元霸权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1989年美国成为债务国，到2013年共使用41万亿美元其他国家储蓄。借用这么多钱，应该付多少利息呢？数据显示，美国不仅没有付息，还获得巨额的国际投资收益，高达5万亿美元。1989年以来美国非利息经常账户逆差累计10.7万亿美元，即使美国欠债不用付息，那美国对外债务也会增加10万亿美元以上，但实际上只增加了5万亿美元左右。美国人在不断借钱，不仅没有付利息，本金也只需还一半。这些利益是来自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铸币税，美国借此从全球攫取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断被剪羊毛。美国人免费使用的储蓄以及获得的巨额铸币税不是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因为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大多也是国际货币。谁需要美国提供国际货币呢？是那些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通过对这些国家输出国际货币征收铸币税。这也是二战后世界发展问题令人失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能否改变？应该能。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不会主动去改变，发展中国家尽管还不能主导全球治理，但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区域化、集团化是关键。发展中国家走南南合作的道路，大力发展相互间的经贸投资，绕开美元和华尔街，就可能不需要缴这个铸币税。
以金砖国家为例。2005—2013年，金砖五国作为整体对外输出5万多亿美元储蓄，国际投资收益是负的2万多亿。假设金砖国家通过货币金融投资合作实现投资收益由负转为0，在这个时期还输出这么多储蓄，那么也能给金砖国家带来2万多亿的净利益。这就是区域化、集团化带来的收益，对参与的各国都有好处。
怎样才能做到？一个重要基础是在集团内部的发展中国家里面要有自己的国际货币。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重要工具。
沉寂多年的南南合作近年来重新焕发了活力。区域化、集团化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最为引人注目。在南南合作中，中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提供资金、技术，世界发展会出现全新的局面。
当然，过程是艰辛的，不可能一帆风顺。2015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主要是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这个方案是2009年美国主动提出来的，因为美国政府希望发展中国家都参加到危机的救助中去，但是美国国会一直迟迟不表决，而且一拖就是五年。所幸终于有了结果，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已居第三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国家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要坚信，尽管世界秩序根本性改革很难，但是变革每天都在发生。
经济学研究需要植根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经济学也不例外。作为对实践的总结、概括和抽象，经济学理论都有其时代特征和特定的国情背景。我们既要承认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也不能忽视其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学不是没有国界的。只有植根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才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否则，就可能错误地应用理论，或者应用错误的理论。
丰富的经济实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素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基本循着理论上的一般路径，先贸易后投资再交易再到储备，把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大。然而，由于人民币利率高，跨境使用成了套利的渠道，在贸易融资中人民币仅次于美元。而且，这种人民币跨境使用实际上国内外的资产置换，不划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国际储蓄大国，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提高中国国际储蓄的收益，使得我们能够直接用人民币在全球主动配置资产。因此，利率高而且国际储蓄大国的货币国际化，应该采取有别于一般的模式和路径，而不是按图索骥。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的目标，1993年就前瞻性提出来，也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还继续提。为什么一直没能实现呢？因为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放开了就万事大吉。
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在国际间流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福利，不仅仅给资本输出国发达国家带来利益，也会给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在主流理论影响下，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了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理念。主流理论假设世界是同质的，如果世界是不同质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完全相反。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幸免于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份额下降，就是因为资本账户过度或不当开放带来的危机。2009年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下降，也跟对资本流入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管理有关。
主流理论还把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画等号，从而让国际资本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当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时，就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正因为如此，过去发达国家量化宽松造成大量热钱流入发展中国家，现在美联储加息，这些热钱往外走，一些国家试图管理时却发现几乎无能为力。实际上，可兑换是指允许本国货币持有者自由兑换，而本国货币持有者最初是本国人，因此可兑换的经济主体首先是本国的机构、企业和个人。一个国家没有责任和义务允许外国投资者、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管理和把握开放进程的，以使得资本流动符合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对此，我们被主流理论“洗脑”，中国经济学研究也没能起到纠偏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我们不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但要消化吸收、洋为中用，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根植于实际的理论研究。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转移。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性机遇，学者有责任和使命去发展、引领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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