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泰州市委书记蓝绍敏没想到“蜗牛奖”火了。
年初，泰州市委市政府新设立“蜗牛奖”，明确将给那些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发放“蜗牛奖”。
作为促进党政机关和干部提升工作效能的硬措施，“蜗牛奖”直接瞄准懒政、庸政、怠政。
早在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就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谈及庸政、懒政问题。“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李克强说，“说得难听点儿，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极大的不负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态度好，不办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观察到懒政有了新的变化，“过去没人干活，在办公室打扑克，现在什么程序都做到了，就是事情办不成。”比如以前招商引资，地方官员拉项目落户很热情，请企业吃饭，给企业优惠政策。现在很多官员公事公办，来了客客气气接待，“最后项目没引进，就回答‘我也没办法’”。
王长江分析了基层官员心态的变化，他说，一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干部解决问题能力不足，出现恐慌。另一方面与反腐有关。
全国政协委员、清大筑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许进也认同这个观点，反腐重拳之下，官场气氛一时肃然。他认为，许多官员在遵守中央规定不吃不拿的同时，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自保逻辑，认为事情做得多、动静大，必然要把自己推向公众的眼前，生怕重蹈覆辙，被“揪出来”，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乌纱不保，因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作为。
让许进担忧的是，现阶段这种不作为的心态具有传染性，很容易呈现出“集体感染”的政治生态反应。
“过去唯GDP，即使多1个百分点，都与官员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王长江说，现在不唯GDP了，也没有建立正面导向制度，“很多官员没动力不作为，也造成懒政”。
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区、市)针对懒政开展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整治活动。多地还在省级层面下发了专门针对懒政、官员不作为的治理文件。
2015年5月，北京市开展“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专项治理。到10月底，16个区县共查找工作层面的问题3000余条，其中“为官不为”问题占90%以上。
今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辉指出，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和简政放权等重大政策举措实施落实情况，部署开展了第二次大督查。
督查结果公布后，24个省(区、市)共有249人因庸政懒政不作为典型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涉及厅局级干部41人，县处级干部139人。与第一次问责7省59名干部相比，第二次问责面更广，问责干部人数更多，因此广受社会关注。
从督查结果公布情况看，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项目拖延、棚改迟滞等庸政懒政不作为问题相当突出，耽误了经济发展，影响了民生改善。
新常态下，如何把干部队伍“温吞水”煮沸，是很多地方面临的艰巨任务。
“政府官员不作为表面是一种现象，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推进。”王长江认为，可以在制度上设计，让更多老百姓参与进来，对官员进行评价。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政府保证公开透明，真正建立治理懒政的制度，这才是服务型政府。
全国政协常委、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继贤说，目前，领导机关职能交叉、边界不清，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职责往往原则性要求多，具体规定少，责任不够明确，权责不够匹配，对职责没有硬性规定，导致难以有效追究为官不为者的责任，助长了不良风气。
他认为，要正确处理依法行政和“为官不为”的关系，以依法行政为根本，构建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的责任体系，从权责划分上压缩推诿扯皮空间、预防不作为现象的发生。
当然，对泰州来说，“蜗牛奖”只是一个手段，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干部考核奖惩方法才是当下之急。这个标准的方向是：看“成绩”更看“成本”，看“速度”更看“质量”，看“金杯银杯”更看“群众口碑”。
泰州出台规定，明确对14种“在岗不作为”的情形、6种“履职不担当”的情形进行问责处理。探索建立不宜提拔重用干部“负面清单”，将选人用人标准细化、实化、具体化，向全社会公示市委“重用什么干部、不用什么干部”。2014年以来，有7人不符合用人标准被暂缓使用。
在泰州出台的规定中，对表现不好的党员干部进行惩戒性交流或者安排新岗位时，因创新触碰“边界”也可免于责任追究，为干部甩开膀子干事，迈开步子创业“撑腰壮胆”。2014年以来，泰州共有58个部门被督查扣分，有100多人被问责。
“要尝试对敢想敢做的，尤其是年轻的领导干部，实行试错保护。”许进说，对待腐败零容忍，但工作开展中出现的错误，如不涉及法律和原则问题，要尽可能地宽容，甚至为其承担一定责任，以纠正“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观念，切不可将工作犯错与作风腐败混为一谈，打击官员的积极性。
“干部出现一次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对照党纪党规，是不是就要问责到‘让他下’的程度？”蓝绍敏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多拧耳朵、扯袖子，多出出汗、红红脸，使我们的干部及早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督促其整改到位。”
如今，“蜗牛奖”就像泰州党政机关干部头上的“紧箍咒”。
“适应新常态下的新队伍，应该说成效非常明显。”蓝绍敏说，“我们精神状态不断上升，新队伍不是新人，而是新思路下换脑筋、换举措、换作风。干部的整个作风明显上去了，干部的创业精神也起来了。”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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