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西藏地区经历了一场影响历史的废奴运动。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管理西藏的全部职能。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存续了700多年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彻底终结，中国边疆西藏地区的农奴和奴隶获得彻底解放并当家作了主人。
封建农奴制度的终结，百万农奴的彻底解放，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乃至世界进步史上的一件大事。只要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废奴运动的进步意义。历史不止一次地将当时中国西藏地区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状况展露给世人，使人看到了这种制度终结的必然性，因为在此前的数百年里，已有了欧洲、俄罗斯、美国、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废除农奴制度的先例。对于世界上的多次废奴运动，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都给出了肯定性的合理解释，而对紧随世界进步潮流、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废奴运动，有的人却还在哓论短长。中国西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经过700多年的产生、发展、衰退，到20世纪已经进入了消亡时期。
人所共知，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更为残酷的腐朽制度，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并以封建领主庄园的占有形式为其服务，而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终身依附于三大领主，祖祖辈辈遭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三大领主结成一体，构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政权，他们倚仗封建特权私设公堂、监狱，随意对农奴施行鞭打、挖眼、抽筋、断肢等酷刑，随意买卖和任意处置农奴，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西藏的经济文化长期停滞，生产日益萎缩，工具简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很明显，在这种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已与生产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制度表现出了对文明和进步的反动，依靠政治和宗教的强力保障的森严等级使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关系“先天赋予”，任何活力在这种制度下都会失去再创造的能力；这种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反对科学技术的介入和技艺更新，把建立在新型技术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进步视为洪水猛兽，并将其与宗教常规对立起来，像一颗钉子把社会前进的车轮牢牢固定在宗教门坎之下；用制度限制劳动主体的自由流动，农奴和奴隶在经济上饱受剥削，在政治上遭受压迫，劳动热情受到压抑和摧残，而封建农奴主不事生产，挥霍无度，使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泼的因素窒息而尽；封建贵族、上层僧侣唯恐失去既得利益的心态，使西藏社会失去了对外部文明的接受弹性，而制度自身又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仅靠封闭的内部循环来苟延其制度的存在已不可能。
那么，为何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全国大部分地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呢？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平衡性，中央人民政府已经赋予了封建农奴制度维系者自我改革的机会和条件，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考虑到西藏上层中的封建农奴主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企图将这一制度永久持续下去的顽固立场不容易改变，西藏又长期受到神权统治和影响，无论是上层还是普通民众，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可或缺。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和贵族阶层，中央对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同时，在西藏地区投入财力、物力，支持基本建设，尽可能消除人民的苦难。百万农奴看了8年、比了8年、想了8年、盼了8年。民众的觉悟和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使封建农奴主们非常惊慌，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为了永远保持他们认为的最美妙的农奴制，不惜以发动叛乱来抗拒百万农奴的要求和进步的历史潮流，但社会进步发展的规律、西藏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强烈要求，已形成将落后的社会形态带入到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对于分裂国家的叛乱更不能坐视，百万农奴必须获得解放，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成为必然。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耕地和牧场中进行劳动和收获，并取得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由支配的权利。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旨在剥削农牧民的高利贷，无基本生活资料的农奴分得了粮食和生产工具。据当时统计，仅山南、江孜、拉萨、日喀则等地就废除了高利贷粮1.19亿公斤，减息36.4万公斤，2万多无家可归的奴隶分得了房子，并随之获得安家粮252万公斤。45万缺粮的农奴分得粮食1.5亿公斤。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广大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此开始，西藏人民才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社会主义制度终结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封建农奴主专制的政治权力被取消，而人民群众享受着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民主改革后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使西藏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身份、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迎来了第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时代。
封建农奴制度的终结，使西藏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已超过了700多年封建农奴制下发展的总和。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西藏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农业停留在手撒种、牛踩场等原始的耕作方式上，牧业牲畜品种单一，草场退化，畜疫流行，兽害猖獗，牧畜成活率极低，人们往往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因为生产力低下，其交换形式多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水平上。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西藏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交通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矿业、电力、电信、能源、制造、机械修配等工业；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城市建设非常落后，首府拉萨也仅有2.8平方公里，且房屋破旧，街道脏乱，乞丐成群。在执行“十七条协议”的8年岁月里，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做了积极的努力，但封建农奴主们丝毫不让触动封建农奴制度，即使到1959年，西藏也仅有122万人口，地方生产总值仅有1.88亿元，人均粮食也只有153.8公斤，年度发电量88万千瓦，工业只有少量的汽车修配，公路也只有川藏、青藏两条沙石路通车；教育、卫生仍非常落后，只有拉萨中学和拉萨、昌都、日喀则、塔工、江孜、山南等几所小学以及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地几个规模不大的医院。西藏现代产业的大部分领域都处于空白状态。
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之后，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如火山爆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全区粮食产量1960年达205934吨，比1959年增长12.6%；牲畜1050万头只，比1959年增长10%。在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藏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2015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达到1026.3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5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4元；包括黑色、高等级路面在内的公路总里程达7.8万公里，铁路在建及营运里程分别达到1100、700多公里，通航机场5个，国内外航线增至63条，通航城市40个；农牧区基本解决了安全饮水、无电地区用电问题，乡镇通光缆率、通邮率和行政村通电话率均达到100%，乡镇、行政村公路通达率分别达到99.7%和99.2%；西藏教育已形成高、中、初等、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完备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学龄儿童可全部入学受到现代化教育并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西藏已实现市(地)县、乡、村级医疗卫生、文化服务全覆盖，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图书馆(室)电视广播已遍布城乡，全区居民都可获得医疗文化服务；西藏在全国率先建设江河源生态功能保护区，拉萨市成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山南、林芝列入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保护各功能建设已基本上达到现代化水平。
今天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已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民享有现代化生活的新西藏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即使过去对新西藏曾经有过偏见的人，只要目睹了这种变化，也会从废奴前后的对比中真正彻悟到封建农奴制度终结的历史必然。
(作者为西藏社科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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