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 毅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多个国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控制升温行动作出安排的《巴黎协定》，迈出生效的重要一步。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已经连续第十九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他有时候是作为研究者、观察员参加的，更多时候是作为政府的谈判代表去参加。19年过去，“头发都白了，孩子都长大了”，邹骥对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的签署和即将生效“百感交集”。在他看来，在《巴黎协定》达成前的4年谈判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巴黎协定》的顺利签署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今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中国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包括将于2030年前后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邹骥认为，提出这一峰值目标，是基于对世界工业化﹑能源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未来世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判。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有雄心的，也是公平的。
“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一定会出现排放峰值。能源结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发展方式和人口过渡等驱动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峰值的到来。”邹骥说，观念、发展方式﹑政策和体制的不同，会导致峰值到来的水平和时间不同。美国的峰值水平在人均22吨左右二氧化碳，对应的人均GDP为2.5万美元(2010年价格，下同)；德国为14吨/人，对应的人均GDP为2.4万美元；英国为12吨/人，对应人均GDP为1.7万美元。
邹骥指出，再有十几年时间，中国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大体就会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30年我国收入水平大约可望达到人均1.4万—1.5万美元，我们达到峰值时对应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比发达国家的峰值来得早，而且人均峰值水平也有望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这是需要做出艰苦卓绝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中国对全球气候保护做出的重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尽早达到峰值，中国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例如，随着中等收入人口占比持续增加，中国经济对消费倚重程度上升，与消费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类建筑运行及与交通相关的排放占比会稳步上升，可能由今天的制造业排放为主转为建筑与交通排放为主，此消彼长。“这与今天的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布局设计与技术选择是否具有远见、未来新一代消费者的价值观与消费行为，都息息相关。稍有不慎，我们有可能会被今天的高碳投资锁定几十年。”邹骥提醒说。
邹骥强调，为了迎接这些挑战，需要对向低碳发展路径转变的路线图进行顶层设计。这些顶层设计包括：树立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视野和政治决心、意识；以成本最小化为指针的技术路线图；支持技术路线图的融资路线图；支撑技术和融资路线图的政策和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了这些路线图之后，需要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传播，变成大家认可的目标、计划。接下来就是政府要带头推动，将其变为行动。企业和公众也要跟上，一定要真抓实干地从政策、体制、组织、资金、技术上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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