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心”的一家青年旅社，房客组成自治委员会——
群居生活的民主练习
还是没有人来。
会议定在晚上9点钟开始。作为主席的袁满提前半小时就忙活起来——剩下的披萨饼和空酒瓶堆在那儿，餐桌上有吃饭留下的污渍。不过这都比不上没人来这个事实，让袁满更加焦虑。
按理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至少对于袁满和他的室友来说是这样。
在北京五道口总计近300平方米的两套复式公寓里，袁满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算是四五十位年轻房客的“领导核心”。一家叫“706青年空间”的企业提供了这个地方——早年间，这里以举办文化活动为主，因租住在一栋楼房的706室而得名，后来增添了住宿功能。
“706”不是普通旅社。除了提供长租或短租服务的逼仄的上下铺，这里大块的公共空间里弥漫着咖啡、讲座、沙龙和读书会的气息，容纳了在北京寻找机会的各式各样的年轻人：留学回来的海归，风险投资业的白领以及四处寻找实习岗位的大学生。
去年的某个时候开始，706空间鼓励住客成立“自治委员会”，决定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小到垃圾如何清理，大到是否该涨房租。没人能说清委员会的准确诞生日期——事情实在太小了。
“我们不希望住客只是简单地住在这里，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共同体，并在其中培养公共生活的能力。”706空间的负责人兼二房东邬方荣称之为“生活实验室”。还有些人，把它看成“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尝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年轻人被称为‘迷茫的一代’，那时候出现的嬉皮士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嬉皮士社区。”学习通信技术出身的邬方荣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现在中国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潮流互相撞击，这个时候的年轻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自己租房子会是一种生活体验，大家住在一个社区里，会是另外一种。”
打扫餐桌的袁满正在筹备的，就是自治委员会第一次换届选举会议。两个月一届，他已做了两届。按照规则，这位“民选”的会长不能再连任。
可4月23日这个周六的晚上，看起来有许多事情，比开会重要得多。
“政府”与“游说团队”
8点58分。没有人来。袁满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会议将在9点15分正式开始。
“之前也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看着空空的会场，提前一天熬夜准备的袁满苦笑了一下。
按照规定，不仅自治委员会的委员，每位住客都可以走进那个由餐厅临时充当的会场，就某一项议题发言并举手表决。即使如此，最热切希望会议“胜利”召开的，还是只有袁满一个人。
自治委员会成立伊始，袁满就成了会长，“因为干活比较勤快”。自治委员会的事务，几乎占据他所有非工作时间，让这个在咨询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感觉生活好像只有工作和这里两部分”。每次开会前，他要搜集动议，串好主持词，会后整理决议，和706的管理团队沟通，反馈结果。
去年7月大学毕业，袁满因为“懒得找房子”，住进了706。“当时觉得还挺高大上的。”
通过“生活实验室”，邬方荣希望用收取的床位费，补贴这个已经渐有名声却几乎没有盈利的创业项目，也希望探索一种青年人新的生活方式。
可是，当袁满进入这场关于公共生活方式的实验，看到的景象让他“觉得落差很大”。
公用的厨房里，没洗的碗堆满了水池，管理团队放在那里的米面油被人不打招呼就拿去使用。深夜在天台上聊天的人，经常闹得别人睡不好觉。甚至有人在那儿烧烤，引来警察警告。电费迟交，暖气欠费断供，这些琐事也引起颇多不满。
而让邬方荣感到失望的是，他本来准备建成一个“真正的社区”，却发现来的人“没有主人翁意识”，不懂得“自己和这里利益相关”，大多数人只是需要一个床位。
袁满也注意到，日常的融洽氛围下，住客和管理团队之间时有冲突。
于是，邬方荣开始合计，成立自治委员会，让住客的事情自己说了算，并且让他们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诉求。
“如果我们管理团队相当于这里的‘政府’，那么自治委员会就像是一个‘游说团队’。”706青年空间的联合创始人程宝忠说。而邬方荣设想，这样可以避免由不到十个人的管理团队作出的决策，“误伤”到大多数住客。
在被北京年轻人戏称“宇宙中心”的五道口，为了让这场实验更加精确，邬方荣控制了所有变量，甚至包括哪些住客才能被添加进来。他要求所有人在入住前填写个人申请，由管理团队筛选，并接受半个月的考察，一旦被发现“气质不符”，就得搬走。
邬方荣赶过人。那是附近的清华大学请来主持一个创新项目的外国人，“因为不注意个人卫生”遭到颇多投诉。最后交涉时，他称自己被冤枉，邬方荣还是动用自己的权力把他赶走。
“我后来看了他的屋子确实是乱，但是下一次呢？我想如果有个自治委员会，就可以大家投票决定，经过一个听证的程序，避免任何人蒙冤。”在一个被文化活动占满的夜晚，瘦弱的邬方荣坐在人声鼎沸的出租房里，低声对记者解释。
“票死一个男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会场的门只被推开了两次——住在这里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了下来。除此之外，袁满请求一位在餐厅庆祝生日的住客留下，会议才在9点15分正式开始。
“在此之后进来的，只能旁听，无权发表意见。”面对空荡荡的屋子，袁满严肃地宣布。
住得久了，他其实早已习惯这里相对散漫的作风。
自治委员会产生后的几个月里，有人告诉他，这个委员会“名存实亡”。他不同意，“应该叫‘形同虚设’。它有民主的形式在，我们形成的决议管理层也尊重，要用还是能用起来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不愿意用”。
第一次开会前，他在微信群里搜集人们的各种不满，列成议题请大家讨论。担心到会人数不足，形成的意见没办法代表所有人，他没把开会通知放在群里。
他当时要了所有人的微信号，一个一个加好友，还在会议通知前加上每个人的名字以示尊重，以及适当加一些俏皮话活跃气氛，“光是通知就花了三四天”，但是很多人只是说“好的我看看”，还有人干脆没有回复。
实到人数有一半应该就可以，这个只有20岁出头的男生当时设想。结果只到了12人，远远不够。
“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吧。”袁满事后回忆。
李新亚算是自治委员会元老。这个同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本来和姐姐一起租房，但是“感觉生活只有上班时在输出东西，下班后没有任何输入”，便搬了出来，进入“实验”。
“这里简直是理想国，好么！”蜷缩在落地窗旁的一个欧式大沙发里，李新亚打了个清脆的响指说。各种各样的社交生活迅速填充他的生活，让他对这里的无序和杂乱变得没那么敏感，“甚至越乱的时候睡得越香。”
但他还是加入了委员会。“当我想加入这个群体的时候，需要一种融入的方式。”李新亚说，“而且如果碰见一个好看的妹子，说不定还可以借着自治委员会的名义去搭个话。”
把女孩刘孝羽带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理由更简单，“我希望票死一个男生。”她哈哈大笑着回忆。那男生住在隔壁，“看起来有点奇葩”，刘孝羽希望在决定他去留时，多一张反对票。
结果那个男生没被“票决”。离开的原因是他引起了投诉，被管理层淘汰。
“我对公共空间怎么样并不太在乎，相比之下我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最前面。”如今做记者的刘孝羽很少有时间待在青年空间，“以前活跃在706的人会整天把‘民主’这样的词儿挂在嘴上，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民主’，会显得很‘中二’。”
其实，袁满对民主也谈不上什么深刻认识。“我觉得‘民主’这个东西，你把它当做一个工具还好，但如果只是说概念就没多大意义了。”袁满说，“我期待的是在这里参与过一些公共事务的人会觉得这种方法挺好的，那他之后比如说做了老师，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用这样一种民主的方式来处理，那就很棒了。”
因此，尽管应者寥寥，他还是制定了尽量完善的规章。不懂怎么开会，就翻《罗伯特议事规则》。不知道委员会应该怎么设置，就仿效了成熟的非政府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章程。甚至，因为担心草案不合理，他还专门拿着草案去咨询学法律的同学。
这个小小自治委员会的章程，包括七个章节，3000多字。不仅规定了委员会的职权、会议周期，还设置了弹劾程序。
任何一项事务，只要有人提议，有人附议，就可以进入议程，每人都有发言机会，但又不许漫无边际。
平时在青年空间“瞎扯”的伙伴们一旦开会，立马收起了笑容。一次，讨论一项规则应该如何实施时，李新亚举手发言，“我觉得这项规则很温暖……”还没等他说完，袁满就制止，“你说的和议题无关，请不要说了”。
“我觉得严肃点很有必要。”如今回忆起会场上小小的冲突，李新亚毫不在乎，“我们平常娱乐的时间太多了，难得有机会正儿八经讨论事情。”
听证一起盗窃事故
4月23日这天，即使面对只有4个人出席的会议，袁满依然保持严肃。
当讨论到管理层应该多久一次大扫除时，进来旁听的邬方荣认为大家讨论的时间并不合适，“可能会让来参观的人觉得这里很脏而放弃入住”。他刚插了一句话，小个子袁满就严厉制止。
“这是自治委员会自己在讨论，你先不要讲话！”
除了大扫除，这次会议议题还包括，是否应该确定大门密码锁密码的更换日期，桌游的结束时间，以及706里是否可以再养一只宠物。
袁满一本正经地主持着会议，不断提醒参会者发言要举手。会议不到半程，那位男生拎起包离开了会场，女生坚持到了最后——养宠物的议题，是她提出来的。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自治委员会的议题看起来都琐碎得不值一提。但是对于这里的住户来说，几乎每一件事都和自己息息相关。
“就拿桌游来说，有人就觉得深夜玩桌游太影响休息，喜欢玩通宵的人又觉得禁止深夜玩损害了自己的权利。如果不拿出来讨论，永远无法形成共识。”袁满说。
这次会前，他专门去征求那位桌游玩家的意见，结果吃了闭门羹。“反正还不是你们说了算？”那人说。
“其实我们倒是愿意拿出一些权力让大家自治，但是大家往往习惯了抱怨，却不习惯通过一些渠道和方式解决问题。”程宝忠说，“现实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
袁满任期内，706发生了一次失窃事件。一位女生把签收过的快递包裹打开后放在了公共区域，几天过去，包裹不见了。包裹价值不菲，管理团队认为主要过错不在自己，女生却坚持自己只愿承担1000元的损失。自治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通过征集意见，委员会确定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听证程序——先由管理团队和女生分别陈述意见，然后由委员会成员写下自己认为合适的赔偿比例，并陈述理由，最后再进行一次匿名投票，确定管理团队应该赔偿的比例。
67%。这是委员会票决的比例，管理层需要为此次失窃事件赔偿3725.2元。
“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并不合理，大家没有就事论事。”袁满事后耿耿于怀。他认为责任在那位女生，因为放快递的地方紧挨着每天清理的垃圾堆放处。“大家把平时的怨气带进了这场投票。”
邬方荣倒是接受了结果，尽管他也认为不合理。“既然我们制定的规则，导出了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就只有接受。”
起初，邬方荣甚至想过完全由委员会决定这里房租的水平，但是后来做账时，才发现这样太激进，改成由管理团队提供涨价的理由，并出示租赁合同，由自治委员会审查是否合理。
庆幸的是，在房租的议题上，大家保持了克制。“如果因为经济压力导致这个青年空间没有了，大家也很难接受，所以说到底自治委员会和管理层之间也是互相维护的。”袁满说。
袁满相信，多数成员在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但是关于这场实验，让他不能确定的是，参会人数持续减少，是否还能真的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有时候就是维持一个形式在吧，以后可能会把这个框架填补上血肉。”他想。
至少在星期六的这个晚上，袁满和706得到的，还只是一个形式。4个人出席的会议在持续了40分钟后终于结束。所列的八个议题中，有不少几乎没法形成有效的讨论。
当袁满宣布散会，参会者欢快地张罗着去喝酒、打台球。但是根据章程，因为出席人数太少，没有办法选举下一届会长。
这多少让袁满有些遗憾。
他只能等待下一次开会。他的卸任文章本来都已写好：“2015年7月4日，我住进了一个乌托邦一样的青年旅店，在北京五道口一个居民区的20层楼。有图书馆、天台、拥挤的厨房和一张张的上下铺，住着大学生、创业者、抑郁症患者和其他可能再也不会见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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