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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面向大学生的自述: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写小说时,我胆大包天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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