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艺术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毛泽东在长征时期一共创作了六首诗词，分别是《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长征，是指毛泽东本人所经历的长征，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

　　长征时期血雨腥风，红军处境艰险，毛泽东也是九死一生。然而，这恰恰刺激了毛泽东的创作欲望。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对陪同前往的苏联人尼·费德林说了这样一番话：“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词作品，每一首都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创作缘起，都有各自的具体内容。这里主要是从共性方面去梳理它们的主要内容，从中感悟波澜壮阔的长征和伟大的长征精神。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畅谈实现中国梦。他用《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中华民族的昨天和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

　　长征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之后的凤凰涅槃，是中国革命漫漫征途的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沉重一页，也是中国革命史的辉煌篇章。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诗词作品像纪实文学、像电影或电视连续剧那样全景式地呈现长征的整个过程或者各种细节。

　　毛泽东以真实的感受、开阔的视野、浪漫的情怀、深厚的功力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长征诗篇。这些作品生动形象地反映和再现了长征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胜千里雪，翻越六盘山，“切尾巴”战斗，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诗词的确是英勇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是众志成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的高度浓缩，为我们深入解读长征和长征精神提供了鲜活教材。

　　毛泽东来自山区，与山有不解之缘。他有不少作品以山为题，写山的诗句则更是不胜枚举。长征诗词中,毛泽东描绘最多的也是山，比如娄山关、五岭、乌蒙山、岷山、昆仑山、六盘山等。

　　毛泽东以山记史，以山言志，以山造境。山的深沉，山的坚韧，山的博大，与他的诗词浑然一体。最典型的就是《十六字令三首》，他把山写得瑰伟雄奇，绚丽璀璨，流动回旋。

　　《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用夸张手法突出山的高度，反衬红军飞越高山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山是客观的，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征服的对象。

　　《十六字令三首》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毛泽东化静为动，强调山的宏大。他把群山比作汹涌澎湃的巨浪和奔腾厮杀的战马，宛如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在这里，山是主观的，是主体的形象，是审美的联想。

　　《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山把天捅破了而自身完好无损，天塌下来有山顶着。山，无私无畏、无坚不摧，真可谓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山，顶天立地，勇于担当，俨然就是救国救民的红军队伍的化身。在这里，山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红旗这个意象。比如，“旗号镰刀斧头”“红旗跃过汀江”。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既代表红军，代表红色政权，又代表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南征北战，红旗就是他的生命。

　　而毛泽东又常常把山与红旗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不周山下红旗乱”“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等等。

　　山加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毛泽东为了追求知识走出韶山，为了思索救国救民真理而登临岳麓山，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引兵井冈山。毛泽东的人生道路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成功之路是在山里寻求到并延伸出来的。

　　长征时期的《清平乐·六盘山》中也有山加红旗的这个意象，“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国革命的红旗，从井冈山一路打到中央苏区，又打到六盘山上，不但没有倒，反而更加鲜艳夺目。在六盘山上迎风招展的红旗，昭示着万里长征的革命性质，也是红军战士革命意志的艺术再现。

　　“诗言志”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创作指南。诗词不仅生动记录了毛泽东一生的奋斗足迹，也形象地寄寓了他领导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追求和理想境界。

　　长征所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一个是迅速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两句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长征的这两个目的。

　　第一句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本意是指凶神恶煞。毛泽东1958年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中，对苍龙的具体含义专门进行了说明：“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很显然，抵抗蒋介石是万里长征的当务之急。不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自身难保，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具体行动，直接抒发了英勇红军一定要战胜敌人的坚强决心。

　　第二句是《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昆仑山常年积雪。夏天冰雪溶化，会导致水灾，危害中国。于是毛泽东决心倚天抽剑把它劈为三段。然后，“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58年，毛泽东批注道：“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侵略中国，而毛泽东在分配昆仑山时却还能想到要照顾日本人民，这是何等的博大胸襟！“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但是，只要还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一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念奴娇·昆仑》的寓意十分深刻。毛泽东想改造昆仑山，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1958年，他在解释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时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这首词的主旨广阔而且重大，堪称旷世罕见，塑造了一个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比昆仑山更加伟岸的光辉形象。

　　1936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的访谈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红军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障碍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攻坚克难是长征诗词的一个重要内容。“西风烈”“离天三尺三”“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六盘山上高峰”“山高路远坑深”等就是具体体现。长征路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一个个鬼门关，都是对红军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勇于面对一切挑战，他傲视万物，藐视一切艰难险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别以为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英勇红军一越而过。“五岭逶迤腾细浪”，横亘于南方数省之间的五岭山脉连绵起伏，在毛泽东看来只不过是小溪流中翻滚的几朵浪花，简直是不足挂齿。

　　“乌蒙磅礴走泥丸”，山势险峻、高耸入云的乌蒙山，毛泽东也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充其量也就是在红军脚下滚动的小泥团而已，实在微不足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红军到达六盘山，吃尽了苦头，可毛泽东屈指一算也只有二万里行程，实在很不过瘾，感觉意犹未尽。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业绩、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所讴歌的对象要么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要么是由个体英雄形象组成的集合。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却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毛泽东诗词所表现的内容不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或征战史，所塑造的形象也绝不是他本人的自画像。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红军英雄的群体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这一英雄形象顶天立地、光辉灿烂，具有排山倒海的无穷力量。

　　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门颂扬彭大将军之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长征诗词所描写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红军的统一行动。

　　毛泽东不少诗句中有“我”字，如“春来我不先开口”“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里“我”就是作者本人。但在长征诗词的“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当中，“我”就不光是作者本人了，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作者，也是红军。

　　在“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诗句中，已经看不到“我”这个字了。表面上“我”已然淡出，可明明又身处其中，只是不再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小我”已经完全被红军队伍的“大我”所涵盖所替代，已经进入“无我”的境界。

　　毛泽东经历了从“小我”走向“大我”，然后走向“忘我”，最后变成“无我”的过程。“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升华为“小我”与“大我”，“有我”与“无我”合二为一的全新境界。（作者汪建新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