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上午，姐姐、妹妹和女儿三家人都赶来拜年。主妇们在厨房忙活着，小孩子四处玩闹。“年过得热闹，开心。”看着欢聚一堂的家人，常年在外务工的重庆市城口县明通镇大塘村村民付伦全笑眯了眼。

　　“虽然说有钱没钱都要过年，但还是想过个有钱年。”付伦全说，前几年春节过得不好，大家高兴不起来，主要原因就是“人情太重”。

　　“挣1万块钱，至少5000元要拿去送礼。”付伦全有两本笔记本，记录着这个家庭的每笔人情支出：2011年，各类酒席253次，支出4.5万元。2012年送礼支出4.79万元。2013年，送礼支出超过6.6万元。“2013年全家收入才8万块钱。最后是借钱过的年。”付伦全苦笑。

　　今年春节，酒席少了，付伦全们的年也好过了。“春节前后，外出打工的回来过年，正好摆酒席。前几年，镇上几乎每天都有好几场酒。除了婚丧嫁娶，乔迁、满月、升学、康复都要办。”明通镇大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徐龙祥介绍，“我们这里还算好的，有些地方，买摩托车、劳改回家……都成了办酒的理由。”

　　2014年，城口县在全县范围内整治“办酒风”，各乡镇达成“3办11不办”的共识。乔迁、开业、参军等11项事宜禁止办酒设宴。婚丧嫁娶要办酒，也详细界定了办席范围、申报程序。

　　“禁办‘无事酒’，虽然大部分百姓拍手称快，但阻力也不小。”明通镇党委书记易国刚说，政策实施后，一些百姓跟干部吵架：别人办的时候你不管，我送了那么多礼出去，现在不让办，钱岂不是打水漂了？

　　对一些在禁止后想办“无事酒”的，基层干部上门做工作。明通镇居民曾乐桃2017年住进新房。为收回礼金，她打算悄悄地办个酒。还没办，社区干部就来了。“如果你搬新家办了酒，以后大家都来办，收的钱还不是要再送出去？”“如果像以前一样，大家随意乱办酒，你真的愿意？”在社区干部的不断劝说下，曾乐桃放弃了办酒的念头。

　　2014年起，付伦全用于酒席的人情支出开始骤降。2017年，家庭人情支出一共2.1万元。

　　“这下子，挣的钱能给自己花了。”付伦全指着客厅的新电视说，“你看，这是刚买的。春节过后，我还要把房子重新粉刷。”

　　刚开始，也有不少村民担心，禁止“无事酒”会不会是一阵风？

　　“实施快4年，确实禁住了，主要原因就在于有长效机制。”易国刚介绍，为杜绝“无事酒”，村社都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由群众推举有名望的村民担任理事会成员，负责办酒设宴事宜。

　　为杜绝私下办酒，明通镇还将乡贤、支客士（负责全权操办红白喜事的受托人）、餐饮老板、农村厨师等统一纳入管理，要求大家发现有办“无事酒”的征兆，要及时上报，村和社区的干部可在事前干预。

　　“不仅要管住家宴，在外办酒也有对策。”易国刚说，去年10月，镇里召集辖区所有具备承办宴席能力的餐饮老板，承诺不再办“无事酒”。

　　“洞中餐厅”老板桂德友率先在店门口告知：本店拒绝承办“无事酒”。今年1月，村民詹某来定满月酒，被拒绝后到其他餐厅询问，结果都被拒绝，只能不了了之。“2013年，镇里每年的‘无事酒’至少300起以上，2017年仅有5起，全部为不易察觉的小酒席。”易国刚表示。

　　“防止异地办酒席，各乡镇之间还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相互沟通信息，共同监督整治。”易国刚说，“治住了无事酒，相当于每户居民年均增收2万块。”

　　走进明通镇，“乱办‘无事酒’可耻羞人”等标语比比皆是。徐龙祥说，要确保禁办“无事酒”不成为一阵风，持续强化宣传很重要。临近春节，大量外出务工农民返乡，明通镇还组织社区居民以腰鼓队的形式到各村社演出宣讲。

　　“在以整治‘无事酒’为突破口，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城口还发挥干部和党员的表率作用，加强事前宣传和干预。干部和党员不仅不能办，连参与也不行，一旦发现，将由纪委介入严肃处理。”城口县委宣传部部长、文明委副主任袁开勇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17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