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它可以让一个人，六十七载如一日，像一名战士，冲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第一线；

　　它可以让一个人，退休之后，培养出博士49名，出版著作、教材4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它可以让一个人，鲐背之年，满怀使命担当开始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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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许党，赤胆忠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他，就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理论家”的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德荣。

　　“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郑德荣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一生见证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毕生“在马言马、懂马信马、传马护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忠诚书写在信仰的旗帜上。

　　郑德荣生活照（资料照片）。

　　追梦

　　“一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坚信不疑了，我一定要站在真理这一边”

　　吉林长春，北国春城。伟岸质朴的长白秀色、清新旖旎的净月风光，让人流连忘返。

　　时光倒转。上世纪30年代，少年郑德荣眼中的故土，却是“瓜剖豆析、山河破碎”。

　　每一次目睹日伪政权的暴行，郑德荣都深深体味到受人欺凌的耻辱。一颗年轻的心时时拷问自我：“到底怎样才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

　　一粒渴盼国家独立富强的种子，悄悄发了芽。

　　真理的光芒是耀眼的。1948年，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早已厌恶在“国统区”读大学的郑德荣，毅然决然投奔解放区，跨进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公木先生，那可是大人物呐！”多年后，郑德荣依然忘不了，这位“大人物”身穿一件旧棉袄，腰扎一根草带子，手拎一个白铁壶，一边倒水喝、一边用大白话讲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哎，既有真理性，又有吸引性，大家都愿意听，入耳、入脑、入心。”

　　“共产党里有大学问家！”郑德荣内心激荡不已，“一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坚信不疑了，我一定要站在真理这一边！”“红色熔炉”锻造，奠定信仰基石。

　　刻苦学习，顺利留校，郑德荣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史直属教研室任教，教研室的创立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校长成仿吾。工作仅一年，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就在浓郁的红色氛围熏陶下光荣入党。从此，“郑德荣”这个名字便与中共党史研究紧紧相连，永不分离。

　　边讲课边学习，边研究边探索，感性的认知慢慢聚拢，理性的判断渐渐升腾。

　　“你连信都不信，怎么给学生讲？要让别人信，首先自己信。”这，是郑德荣对自己的要求。

　　“不仅在业务上成为国家的高级人才，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是郑德荣对学生的要求。

　　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即便“文革”期间多次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回忆起那段坎坷岁月，郑德荣依然没有怨言、初心不改，“虽然挨过斗，但对党的感情、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德荣曾借调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担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这一步，成为他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转机，使他有机会进入中央档案馆，亲手翻阅最原始的革命资料。

　　每天早去晚回，一条板凳坐到黑。郑德荣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珍贵史料的营养。

　　“触摸那些泛黄的纸张，就仿佛看到了坚贞的烈士流下的鲜血、付出的生命。”这份对先烈的崇敬之情和由衷的责任感一直激励着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道路上执著前行。

　　“党史研究，必须注重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郑德荣提醒自己，也告诫学生，“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写‘红色家谱’，是为党做学问。入了这扇门，就必须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郑德荣这么说，更这么做。多年来，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本职工作忙不忙、身体状况好不好，每逢庆祝建党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重大纪念活动，他都看作是研究、宣传党的理论、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契机。而每一次，他都积极著文、参会、宣讲。

　　2001年7月，纪念建党80周年。长春的不少党员干部聆听了郑德荣的党课。台上，75岁的郑德荣声如洪钟、神情激扬，讲得振奋人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已患有冠心病和糖尿病。

　　“都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咋受得了？”好心人劝他歇一歇。

　　“我这一上讲台啊，就啥都忘了。只要还能动，就一定要参加！”炎炎夏日，这位年逾七旬的省委理论宣讲团成员，奔波6县市、宣讲12场。

　　学生看着心疼，建议他别再接受一个基层单位的邀请，孰料郑德荣一脸正色：“这正是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也是党史专业知识发挥作用的时候，怎么能推托呢？”

　　“是什么让您毕生求索、沉浸于党史研究？”有人好奇。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铭刻在心的信条。”几十年来，郑德荣把个人融入时代、将信仰融入生命，在知识的海洋里劈波斩浪，人生的征帆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理想的彼岸。

　　漫长的学术生涯，郑德荣似一棵党史研究领域的常青树，苍翠挺拔。67年来，他共撰写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教材50多部，发表高水平论文260多篇。

　　1983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最早的4位教授之一；

　　1986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首批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1年，他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属院校147个社科研究机构的评估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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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论结合、以史立论、以论见长”，他的很多成果，提出独到见解，填补学术空白，匡正传统观点，曾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著名党史学家的充分肯定。他撰写的《毛泽东思想史稿（修订本）》，更是开创了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

　　教材，师生间最有力的纽带。学过中共党史的人，对“郑德荣”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

　　他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出的全国高校通用党史教材，再版5次，发行百万余册；

　　他编写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被全国高校和中央党校采用，加印13次，发行突破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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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这些教材广为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别小看教材啊！这可是件大事。它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直接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他常对学界同行说，“党史教材更非同小可，政治要求高、导向性强，每一个论断、每一个细节都要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定，容不得半点儿含糊，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而今，郑德荣撰写、主编的著作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有30余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海外图书馆也有馆藏。

　　郑德荣的学术研究，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郑德荣的研究视野一直与时代同步。

　　有人质疑：“是不是形势跟得太紧了？”

　　“老师对此不以为然，反而告诫我们，离开现实语境搞党史研究，那是孤芳自赏。党史研究要解决问题、为党的事业服务。”学生程舒伟教授回忆。

　　干顶天立地事，做举旗亮剑人。除了著书立说，郑德荣还善用真理的力量捍卫真理。

　　“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有用吗？”多年前，在参加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会议时，一名外校青年教师向他请教。

　　发问者不是老百姓，而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这让郑德荣深感忧虑。作为回应，他在大会上作了针对性的长篇发言，随后又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等多篇论文和著作，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无独有偶，在湖南参加“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一名学者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大会发言，又让郑德荣愕然，感到有必要从学理上及时回应。正值酷暑，82岁的老人抛开准备好的讲稿，利用午休时间重新撰写发言提纲，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一发言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廓清了模糊认识，与会学者高度认同。

　　离开湘潭的那天清晨，天蒙蒙亮，郑德荣专门来到毛泽东塑像前，献上鲜花，伫立良久，语重心长地对随行学生说：“我们参加学术会议，既要虚心接受各种学术观点，也要有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关键时刻要敢于正面发声。”

　　学生王占仁教授至今还记得郑德荣第一次带他申报课题时的情形。2008年，郑德荣带领课题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问题研究”作为申报选题，这在当时可是国家高度重视、学界广泛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

　　“太难了，换一个容易中的题目吧！”有课题组成员心里打鼓。

　　“中与不中不是目的，关键看课题对党和国家有没有价值，党和国家需要才是我们的选择。”郑德荣坚持不换。

　　“老师的坚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党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王占仁回忆。

　　郑德荣还有个“永久牌”与“飞鸽牌”的论断广为流传。

　　“我们做教师的，尤其是文科教师，无论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还是资政建言，都要做‘永久牌’，就是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不要做‘飞鸽牌’，不能当‘墙头草’。”

　　2001年，政法学院增设公共管理专业，对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几次讨论后，有的老师不耐烦：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国外大学这个学科发展很成熟，找几个培养方案翻译过来改一改就行了。

　　“借鉴国外大学的有益经验，这没异议，但中国的高校是共产党领导的，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增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培养管理人才的，政治性同样鲜明，一定要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体现出来！”郑德荣态度鲜明、语气坚定。最后，他的意见得到一致赞同，写入培养方案。

　　薪传

　　既为“经师”，更为“人师”

　　“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这是郑德荣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在政治上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思想道德上有高尚的情操，否则，就不配为一名中共党史教师。”

　　他的博士生，都忘不了先生的第一堂课。

　　“出乎意料，老师并不直接谈专业知识，而是问怎么看待党史专业、为什么选这个方向、将来有何打算？”王占仁回忆，先生重点谈了对“理想”“勤奋”“毅力”“进取”这四个词的理解，“这四个词是我的座右铭，每个人都有理想，作为党史专业博士生，理想一定要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不枉费党和国家的培养；有了理想，还要靠勤奋去实现、靠毅力去坚持、靠进取去推动……”

　　原来这第一堂课，是堂“举旗定向”“壮骨补钙”的课，解决的是“总开关”问题，为同学们系好为学为人的“第一粒扣子”。

　　红色理论家，大爱筑梦人。在郑德荣从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曾动情地说道：“我人生最大的快慰有两件事：一件，是科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另一件，是学生的成长成才，青出于蓝胜于蓝。”几十年从教生涯，他始终传承“红色基因”，以大爱情怀教书育人。

　　眼不离书，手不离笔，心不离教。

　　郑德荣的书柜里，满满的都是党史书籍，地上也堆着上年头的党史资料，有些图书馆难见的党史书籍，在他家都能找得到——这里，是个名副其实的“党史资料室”。

　　“只有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严谨求实。”郑德荣要求学生有计划地大量阅读文献，一年至少阅读1000万字以上，并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文献资料。

　　学生，是郑德荣所钟情“红色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精神与感情的寄托。

　　郑德荣极为重视指导博士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平均每周要指导低年级博士生12学时以上。每天早上，从南湖锻炼回来，郑德荣不是去吃早饭，而是操起电话，跟学生交流读书心得，“时间一长，我们的作息习惯都随他了。”学生邱潇笑言。

　　善于联想、富有启发性，是郑德荣的教学风格。全脱稿讲授，他的课堂生动而深透，思想的火花时时迸发。他的“提示、讨论、小结、作业”四段授课法，使博士生处于课前独立准备、课上独立思考、课后独立钻研的良性循环；他实行的“读书、思考、讨论、答疑、交流”的开放式教学模式，逼着学生多思考、多提问、多视角分析问题。

　　带学生，他还有一个绝招——任务带动——师徒一起攻坚写论文。“一篇论文，磨上几个月。最后，论文发表了，你也出师了。”学生刘世华教授直叹“受益匪浅”。

　　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教授组成的优秀教学成果鉴定委员会，曾对郑德荣作过考核鉴定：“……教学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该同志既教书，又育人；既能严格要求，又多方关怀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事迹突出，效果卓著，堪称教师中的佼佼者。”这一评价，是郑德荣既为“经师”更为“人师”的真实写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郑德荣培养的49名博士，绝大多数都耕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沃土上，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才。他们犹如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广袤原野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鹤发仍伏枥，丹心励后学。在政法学院院长尹奎杰看来，郑德荣一直是学院学术的支撑，“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近年来学院不再给他安排本科课程，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达成一致：定期给本科生作专题讲座。”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一个月里，郑德荣就为本科生作了两场宣讲；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行动已不便，就请同学们到家里，在客厅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解……

　　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

　　“很多道理以前都听过，但由郑先生说出来，让人信服！”本科生刘强回忆，请先生作辅导，他从不拒绝；不管多疲惫，只要登上讲台，他就异常兴奋、底气十足！慈祥的眼神里，流露着对理想信念的自信和对后辈深深的爱。每次报告结束，先生都和学生们握手，理想、信念、知识、情感就这样在代际间传递着……

　　勃发

　　“干活，干活，‘干’中才能‘活’嘛”

　　60岁后，能够干什么？

　　多数人是退休回家，含饴弄孙，悠闲自适。但60岁，在郑德荣眼中，则是焕发生机活力的又一个起点，迎来学术生命的“第二春”。

　　1986年，郑德荣从副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时，曾激情满怀地“规划”未来：“要用10年时间，到我70岁时，培养出10个博士、出版10部专著。”现场掌声一片，也不乏私下的怀疑：“怎么可能？”

　　老骥伏枥，耄耋勃发。这一干，就是30多年！

　　随着年岁的增长，郑德荣非但没有放缓学术科研节奏，反而“大弦嘈嘈如急雨”“大珠小珠落玉盘”，新见迭现、新作频出。

　　一生50多本著作和教材，有40本是60岁后出的。80岁到90岁的10年间，光个人专著就有5部，承担国家项目3项，发表论文70余篇，每年都要外出参加学术交流，并以高质量的文章参会。

　　仅2011年一年，他就发表文章14篇，这是一个中青年学者都难以企及的成果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之前他规划的目标。

　　不吃老本、超越自我，郑德荣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研究成果，堪称“人生黄昏时间的彩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论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观》……一系列论文、论著，闪烁着最新的思想火花。

　　2017年10月25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第二天。一大早，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王延就接到郑德荣的电话，内容就一条：如何更快更好地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并主动请缨为全校师生作宣讲报告，“言语中充满了振奋、激动和喜悦，完全不像一位90多岁的老人。”王延说。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91岁的郑德荣还抱病组织团队，申报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几番论证、数易其稿，每次他都在学生的搀扶下到会，全程主持研讨。

　　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几无嗜好，郑德荣最大的享受，是思考。

　　“干活，干活，‘干’中才能‘活’嘛！”老先生乐观豁达，在他看来，让老人发挥余热，属低层次要求，“应当把有限的时间活得更有意义，一年当成几年过。”

　　有必要这么拼吗？

　　“我这个年纪，不可能再通过别的方式回报党了，多写一篇文章，就是多作一份贡献。”于是，常常上一篇论文刚刚寄出，又开始着手下一篇文章了。

　　2013年12月，郑德荣又一次住院。医生要求静养，但对视时间如生命的郑德荣来说，这简直和病痛一样难受：“静养，静养，把我看书做学问的权利都夺走了，这样干待着，太浪费时间，也静不下来啊！”

　　“思考学术，就是最好的止疼药！”不到万不得已，郑德荣拒绝吃止疼药。“他怕止疼药的麻醉作用影响脑子思考。”在多次接诊他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医生王春艳的印象中，这个“病号”与众不同，手边全是书，一直挺忙活。

　　好不容易“熬”到2014年元旦前夕，医院同意他出院，郑德荣兴奋得像个孩子：“我早就好了，这回可自由了，终于可以回去给学生上课、搞研究了！”

　　生命的最后几天，虽极度虚弱，但他还在反复修改入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论文。看不了，就让学生念，他听。最后一次修改时，坚持听完9000多字的论文后，他拔掉氧气管，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修改意见。好几次，他试着站起来，但刚一用力就大汗淋漓——他实在太想参加这个会了。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2018年5月3日，92岁的郑德荣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前，他对学生留下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

　　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郑德荣常以毛泽东在1939年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教育学生，要“永久奋斗”。这句话，他做到了。

　　90岁生日时，郑德荣曾满怀豪情地抒发宏愿：“再过5年，当我95岁时就到了我们党建党100周年，到那时，我和你们一起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现场的弟子无不为之震撼：原来，先生的学问、勤勉、成就乃至高寿，皆源于这样的情怀与追求——把自己的生命与一个伟大的党融为一体，达致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