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款香奈儿2018早春系列丝绒唇膏，持“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电子信息凭证”在上海口岸报检，短短几天就完成进口通关并上市销售，几乎与国外同步。从以前的5个月到现在仅5天，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审批改革，让中国人的“美丽消费”直追国际潮流。今年全国两会后，这项改革迅速在广东、重庆、四川等10个自贸区推开，从审批改备案，企业节省了可观成本，消费者享受到更好体验。

　　这则消息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消费者早已适应了充斥市场、琳琅满目的进口消费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

　　由1978年的3645亿元，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40年间迅速跃升了200多倍。中国经济总量已提升到世界第二。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25974元。40年来，丰硕成果惠及13亿中国人民，让广大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理解了民生方面的变化，才能正确地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远去的票证制度

　　今天，当年轻人在超市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1992年，中国告别了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

1972年天津市地方粮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京市结婚家具购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川省中江县煤油供应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农业基础落后，粮食等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于1953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人们要凭票证来限量购买粮食、油、布、煤、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票证。我国的票证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此外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类票，各种豆制品票及各种蔬菜票等等。穿的除了各种布票外，有化纤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等等。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抹布票、煤油票，各种煤票、商品购买证、电器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还有临时票、机动票等，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总之，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一些当时的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于是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到1992年，随着中国最后的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后，票证最终结束了它长达40年之久的特殊身份，老百姓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几乎与此同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填饱肚子到吃出健康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自家餐桌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凭票购物，到各国料理珍馐食之不尽，国人餐桌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1984年深圳取消粮油额定供应，人们在园岭粮店排队购粮（深圳博物馆供图）

　　1950至1980年代，百姓只能凭粮票、油票、肉票等才能购买食品。门市部、供销社是商品供应的主要渠道。由于食品物资的匮乏，供应的时间仅有几天，每逢年关或节假日前夕，供应点就会簇拥着大量凭票购物的人们，购物长队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大街景。副食也同样匮乏，在北方的冬天，人们把白菜、土豆、萝卜储存腌制，以备过冬。

　　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逐渐活跃。1981年4月12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广州友谊商店自选超级商场开张。超级商场最初开办时，普通市民需要持外汇券才能购买货品。由于广州是侨乡，不少人拿着外汇券涌入超市，一时间商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商场只好限制人流。

　　到1983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用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老百姓的餐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品种渐渐丰富，蔬菜、瓜果、蛋、禽、肉类摆上了货架，粗粮食品逐渐淡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80年代后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之后，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80年开业时（右）与现在的北京悦宾饭馆

　　1980年9月30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国美术馆附近的翠花胡同被挤得水泄不通。一家个人开办的名叫“悦宾饭馆”的餐馆吸引了无数围观者，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应运而生。当天《北京晚报》就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饭店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一天下来，女老板刘桂仙数着面额不一的纸币、硬币：38元，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高级工人的月收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在一篇报道里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慕名而来的外国使馆人员越来越多，饭店包桌居然排到了68天之后。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他们“不用怕”。就这样，北京陆续又有第二家第三家个体饭店，经营环境开始越来越好。

　　到了90年代初，进餐馆尝鲜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谁家有喜庆事，都愿意在饭店摆一桌。那时候刚时兴自助餐，许多人都好奇要去尝一尝。再往后，鱼翅、鲍鱼、海参等高档食材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经营粤菜、生猛海鲜的餐馆生意都很火爆。

1987年，肯德基北京前门店开业后，排队吃肯德基的场面

　　1987年11月20日，肯德基在北京前门正式开启中国第一家餐厅。开业那天，顾客几乎需要2小时才能等到一个座位。眼看着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不得不求助警察来帮忙维持秩序。只要到周末，光餐厅外排起的队伍就有400多米，必须分段分时放人进来。前门肯德基变成了北京城里的“网红店”，上肯德基吃西餐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甚至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尝一下，然后与门口的山德士上校人像留影纪念。

1990年麦当劳深圳光华餐厅开业以后，生意非常红火

　　1990年10月8日，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光华餐厅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盛大开幕。按照当地的风俗，舞狮、点睛、采青，一样都不能少。开业当日，深圳光华餐厅就创下了当时全球麦当劳有史以来的单店单天营业额与顾客光临数的记录。

　　自此，洋快餐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这不仅带给中国人进食口味上的不同，还有饮食文化、管理模式、用餐观念等的改变。

　　恩格尔系数是指购买食物的人均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它是用来判断国民生活水平的国际指针。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4.2%和58.8%。到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50%，进入小康水平。

　　到了21世纪，饮食的极大丰富导致了大量肥胖、疾病的产生，人们开始寻求健康饮食。人们的饮食习惯，由原来的饱餐型向营养型、新鲜型、简便型转变。外卖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各色饮食都可以通过网络轻松下单，快速便捷地送到顾客手中。

　　从黑灰走向时装个性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色彩和样式单调。映入眼帘的，千篇一律的是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被形容为“蓝色的海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那个年代的金科玉律。稍微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根本没人敢穿，一不小心就会引来指责。当时百姓生活水平有限，衣服的数量也很少。用当时的话讲，叫“艰苦朴素”，说到底还是供应紧张。

20世纪80年代，北京，穿喇叭裤的青年

　　40年过去，中国纺织工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发展。1978年，纺织工业实现工业总产473.2亿元；2017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8935.65亿元，约为1978年的140多倍。纺织品服装出口2745.1亿美元，是1978年的127.4倍。1978年，中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仅有2.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2017年行业规上企业服装产量287.81亿件，相当于为世界人口（按76亿计算）每人提供6.89件衣服。

　　老百姓服饰的春天开始于改革开放。一些西方的服饰进入中国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潮流。20世纪80年代初，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成了一种大街小巷的时尚。随后，“港裤”“燕尾服”等各种新潮的服装相继涌现。

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内部时装秀

　　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来华，他是第一位来华的国际级服装大师。他率领12个外国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内部观摩”。 皮尔·卡丹回忆说：“第一次去中国时，我到了许多地方。我是第一个让中国人了解什么叫时尚的西方人。我很像马可·波罗，因为我们都具有冒险精神。”

　　皮尔·卡丹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模特

　　服饰的变化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最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女青年显得那么单纯，和那个时代一样。随后，80年代中期，城市里开始流行红裙子，女孩子脱去了暗淡的外衣，穿着色彩鲜艳的编织毛衣，留住美丽，一场时装的革命正在悄然而来。时髦的男青年一边跳着霹雳舞，一边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尚”。喇叭裤，包紧了臀部，裤脚管很大，像喇叭，兼具扫地功能。随后，连体裤、哈伦裤、健美裤、蕾丝裙、中性套装、露脐装……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个月，时尚，就是一阵风，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90年代以后，中国服装至少在高端人群中已经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蜗居”到“广厦”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住房制度是福利分房，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房屋是租赁单位或者房屋管理部门的，只有少数居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住房靠国家，分房按等级”，房子面积分配的大小要根据级别和家里人口的数量。一般是一家三四口人，甚至老少三代一起吃、住、生活。人口多、住宅面积小是当时最常见的普通居民生活状况。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近一半。

待拆迁的长沙东二环筒子楼

　　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住房改革要走商品化的路子，由此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此后，我国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改革阶段，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1994—1997年）阶段。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12年的32.9平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

　　从60年代的平房，70年代的筒子楼，80年代的单元楼，90年代的二室一厅、三室一厅到跨入新世纪的小高层、复式住宅、跃层、别墅，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优其屋”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深圳房地产公司建起怡景花园高级住宅区（深圳博物馆供图）

　　1998年，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的住房时代开始了，拥有一套新住房成为人们的新追求。21世纪，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在追求宽敞的同时，还在追求着居住环境的各种配套设施，要住得舒服，住得开心。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是头等大事，这造就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房价高企，令多少适婚买房一族望房兴叹？不过另一方面，中国住房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乡居民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是必然的趋势。

　　从“自行车王国”到说走就走的旅行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绝不会梦想有一天会开上私家车。

　　40年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购买自行车要凭票，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购车票，能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当时人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公交车外，绝大多数都骑自行车或步行。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那时，有一辆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骑“永久” 就像开奔驰一样有面子，而一辆“凤凰”就像现在有一辆宝马一样。

1982年，北京街头停放的自行车

　　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喜剧电影《雅马哈鱼档》热播全国。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喜爱上了摩托车。当时广州一些比较大的商店，像华侨大厦、友谊商店等，都有摩托车卖，虽然都是雅马哈、本田、铃木等进口车， 价格比较昂贵，但一般市民也开始光顾了。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说：“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这年年底，北京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在国贸中心召开，全球各大汽车公司送来各自的家庭车型参会。配合研讨会的车展也在北京引起轰动，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车迷。

1990年第一届北京车展，长城汽车工业公司二分厂生产的轿车，人们新奇地围在车旁

　　1995年以后，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捷达、富康；引进技术生产的天津夏利、长安奥拓以及易货贸易进口的小型车，私人购买量在北京以及深圳、广州、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日益增多。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老百姓对于轿车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急剧释放。今天，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把轿车当作自己的生活、出行、谋生的现代化工具。一到节假日，各大旅游景点人满为患，车流滚滚。春暖花开时节，去赏花休憩，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了很多私家车主的假日选择。而私家车太多，停车难又成了大问题。

　　今天的我们，外出可以用共享单车低碳出行，可以坐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可以坐豪华轮船周游列国，坐飞机比当年骑自行车都常见。据《宁夏日报》报道，即使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甘肃固原，从固原启程，乘飞机飞至银川出差、飞至西安购物、飞至福州旅游，当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习惯于打“飞的”。

　　“四大件”的兴衰

　　四大件，又名“三转一响”，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当时为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四件家庭物品分别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这几乎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人才能够拥有的奢侈品。这“四大件”会让上了年岁的人如数家珍，在其头脑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一块手表曾经就是她的嫁妆，而一辆崭新的“飞鸽”或“永久”也许使他当上了新郎。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凭票供应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新“四大件”的诞生：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电子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每个家庭的家居生活。

上海无线电十八厂飞跃牌9寸黑白电视机

20世纪80年代东芝录音机

　　新“四大件”走入家庭没多久，就由流行走向了没落。黑白电视的魅力哪里比得上彩色电视？录音机和“家庭影院”放在一起，明显就相形见绌了。还有家用电话、空调、电脑、微波炉……

1994年，广州，手持“大哥大”手机的市民

　　改革开放进入20多年之后，家电逐步由奢侈品转变为日用消费品，国内家电进入到消费的黄金期，普及型消费市场已经形成。最近的10年，中国家电产业厚积薄发，开启了全面超越外资品牌的征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家电智能化过程中，中国家电企业明显走在全球产业的前列。2008年国内家电销售金额为4345亿元，10年后的2017年销售金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120亿元。

　　人们在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也懒得总结什么“四大件”了。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使人很难从中选择出哪种商品与你息息相关，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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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郭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