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崔国煜从拉萨市区出发，驱车近20公里，赶往达孜县中心小学。汽车经过挂满彩色经幡的山坳时，天空吊着黑压压的云。抵达目的地时，却又换了一片天色。

　　“西藏一天有四季，下雨天晴也随意。”崔国煜一路介绍着藏地风光。这位西部计划志愿者对这里的山川河流、四季气候如数家珍，他觉得自己“已是当地人”。

　　崔国煜有着被紫外线染过的黝黑面庞，即便是正午，也依旧穿着黑色皮衣，“这不仅防晒，高原昼夜温差大，还能防寒。”他卷起衣袖，露出比脸要白好几个色号的手臂，巨大的色差是西藏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这个来自南开大学的东北小伙，两次选择加入西部计划，来到西藏。

　　为了不辜负十几个苹果

　　“崔老师……”呼喊声由远及近，崔国煜还没回过神，一个小男孩已拨开人群向他扑来。听着孩子的笑声，崔国煜又找回了3年前的“幸福感”。

　　2015年，作为南开大学第一批赴藏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崔国煜来到这所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小学，成为一名“ginla”（藏语“老师”的意思——记者注）。

　　初到达孜小学，崔国煜感叹，“这里的硬件都能赶上北上广的小学了”。老师人手一台电脑，几乎所有教室都配备了多功能教学一体机，比他想象中的西部“洋气”。

　　但一投入教学，他就发现，先进设备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老师大多来自当地，学历不高，不熟悉现代化教学设备，特别是互联网，“以前没接触过，现在学起来也慢”。当地基础教育薄弱，学生学习自觉性不足。崔国煜接手的五年级数学成绩平均分不足40分。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价值。”崔国煜说，这里的物质条件与十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志愿者来到西部，带来的更多是新的知识、技术和观念。

　　这些年轻人习惯为每一堂课做一份PPT，插入图片、音频和视频。在大城市的课堂，这是基础技能，但对当地老师来说却很新鲜。支教老师成了他们最好的“培训师”，“崔国煜们”想让那些现代化教学设备真正用起来，而不只是“看起来先进”。

　　科学课上，崔国煜想让学生感知“力的方向”，就把他们带到操场，看升旗手向下拉绳，国旗越升越高，旗杆上转动的“定滑轮”改变了力的方向。讲解冲积平原的生成过程，他干脆拎来一桶水，倒在学校旁边废弃工地的沙堆上。孩子们第一次明白，原来“科学”不只是课本上的绘图和需要背诵的定理。

　　这个年轻人也真切感受着被需要、被尊重的快乐。有一次，崔国煜逗一个学生，“能把你的苹果给老师吃吗？”等到他上课时，发现课桌上摆着十几个苹果。孩子们以为崔国煜平日里吃不到苹果，便决定将自己的苹果送给老师。

　　崔国煜下决心加倍努力教好他们，才不辜负那十几个苹果。

　　从杜绝抄作业这个坏习惯开始，崔国煜想把正确的价值观“种”在孩子幼小的心里。他从不批评做错题的孩子，只是一遍遍告诉他们“做人要诚实”，“没做作业或者做错了都没关系，但绝不能抄袭和撒谎”。

　　结束支教离开的那天，有个孩子送了他一张画。画上的“崔老师”拿着一本书，旁边写着“做人要诚实，不可以撒谎”。那一刻，崔国煜知道，他在孩子们心里埋下的那粒“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寻找向下生长的力量

　　今年5月，201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再次启动，崔国煜回母校宣讲。面对台下的学弟学妹，他想起南开大学“知中国”的校训。

　　“什么叫知中国？”这位“老志愿者”自问自答，“直到站在西部辽阔的土地上，亲手抓起沙质化严重的土壤，亲眼看到孩子们纯净的眼神，亲自处理一件件基础工作时，你才会懂得什么是基层，什么是中国。”

　　2016年服务期满，崔国煜回到母校继续学业。一年后，当他再次看到西部计划招募公告时，说服家人和女友，重返西藏。

　　当时正值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制定财政部门司法体制改革配套政策，“财政学”科班出身、有着专业理论储备的崔国煜被分配进财政厅。

　　此前，西藏各县（区）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主要依据“往年经验”，分配过程主观因素较大。崔国煜参考其他省份经验，协助制定了一套新的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使得西藏每年近10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得到更科学合理的分配。这个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学以致用”的乐趣，觉得自己能在一线工作中产生价值。

　　这不只是崔国煜一人的感受。2003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四部委联合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15年来，共计27万多名高校毕业生参与西部计划，在全国22个省（区、市）的2100多个县（市、区、旗）开展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也成为青年读懂中国、了解西部的一所“学校”。

　　15年来，在西藏财政厅工作的赵艳斌接触过一批又一批西部计划志愿者。在他看来，西部很多基层单位工作任务重、人员配备少，志愿者的到来补充了工作力量。这些充满理想、知识丰富的年轻人，在不断为西部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了解了基层，爱上了西部。

　　在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团中央再次向广大青年发出号召“不怕到条件艰苦的地方摸爬滚打，甘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拼搏建功”。

　　崔国煜把这段话听了3遍，在他心里，西部计划志愿者就是这份担当的践行者。15年来，27万青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扎进泥土里寻找向下生长的力量。而西部这片广阔天地，也让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找到了舞台。

　　孟德宁大学毕业后，抱着“到西藏看看”的心态，加入了西部计划。这个学习舞蹈专业的小伙子被分配到特殊教育学校，教听力障碍学生跳舞。起初，他还有些“不乐意”。学生听不到节拍，他只能一直举着双手比划，用新学的手语来解释音乐表达的情感。每一次上课，双手都要举好几个小时。

　　学生的舞蹈在孟德宁的手语中渐入佳境。这个年轻人尝试带着他们参加比赛，登上拉萨、重庆、北京的舞台。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文艺汇演西部赛区比赛中，他们获得了舞蹈类一等奖。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孟德宁决心为这些“无声的舞者”找到更大的舞台，他向西藏残联建议创办西藏地区残疾人艺术团。

　　今年秋天，孟德宁服务期满。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回到家乡的样子，也许会成为某个舞蹈团的普通舞者，或者办一个舞蹈培训班，但那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比起大城市拥挤的街道，孟德宁觉得自己更喜欢西藏纯净的空气和一杯甜茶就能成为朋友的纯粹。

　　几天前，孟德宁递交了留藏申请。在西部这片土地上，他也为自己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青春与西部一同成长

　　崔国煜的电脑里保存着他在西藏拍摄的几千张照片，有白天和夜晚的布达拉宫，有高原和雪山，最多的还是达孜小学的孩子。其中一个藏族小男孩，眼睛又大又亮，如同纳木措夜晚的星。

　　崔国煜服务期满回到南开大学后，这个叫土旦次仁的小男孩发微信给他，带一鼻子哭腔，想念老师到“比生病了还难受”。崔国煜安慰他，很快就会有一批新的支教老师。

　　事实上，15年来，西部计划如同一场庞大的青春接力赛，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加入其中。他们参与改变西部，也不断被西部改变。

　　2003年，一个名叫徐本禹的大学毕业生放弃了读研的机会，来到贵州支教。他在破败的茅草屋里给孩子上课，跋涉泥泞的山路去家访，在水、电、路“三不通”的山村，为孩子们带去知识的火光。那年夏天，6000名大学毕业生汇聚在西部，这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第一次“出征”。

　　一年后，这位志愿者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极度贫困的村庄和不计回报的奉献构成了人们对西部计划的第一印象，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山里娃。

　　15年过去了，徐本禹的身影背后，也拉出了长长的队伍。当年的学生康胜美大学毕业后，悄悄回到大山，也成了一名支教老师。徐本禹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成立“本禹志愿服务队”，一大批青年踏上他曾走过的那条路。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这支服务队回信表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当志愿者致力于服务西部、改变西部时，这里也影响和滋养了一批批“新西部人”，许多志愿者选择留在了西部，把那里当作第二故乡。

　　自2014年8月实施西藏专项以来，共计6000名志愿者进藏服务，1800余名志愿者选择留藏就业。一位留藏志愿者说，这不只是情怀，也不只是奉献，而是见过最烈的太阳、最劲的风，体验过流离的生活、辛苦的工作，以后见再大的风浪也不惊不怵。

　　广东女孩邵书琴自小生活在环境优渥的大城市，2013年，她参加西部计划，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托云牧场服务。一年服务期满后，因为“被基层百姓需要的感觉”，她申请扎根边疆。新疆的气候与广东完全不同，这个南方姑娘却很快适应了，跑步、打球、跳舞，身体越来越健壮，甚至还学会了做馒头、擀面条。自2003年西部计划启动至今，共有1.8万余名志愿者奔赴新疆，服务期满后，近一半人像邵书琴一样选择留疆就业。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通过西部计划扎根基层建功立业。“为什么要留在西部”是他们常听到的问题。而这群有着共同精神气质的年轻人，总能给出相似的回答：“因为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因为在这片土地上邂逅了爱情，因为体会到尽己所能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的幸福感”，也因为“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的豪情。

　　在他们的青春灌溉下的西部，也早已不再是徐本禹们第一次见到的西部，他们种下的“小树苗”已经绿树成荫。